随着中国大陆越来越分化的不平等、腐败泛滥、统治精英无法无天，如近期薄熙来事件所揭示出的“打黑”黑幕；高层分裂的迹象、以及贯穿中国社会所有层面的迷失方向的感觉，美国克莱蒙学院教授裴敏新认为，另一个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条件可能具备。
美国克莱蒙学院教授裴敏新4日在《外交家》(The Diplomat)杂志上发表题为“中国新的天安门事件征兆”（Signs of a New Tiananmen in China）的文章称，西方媒体很大程度上错过了最近这些天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最重要部份。这不是薄熙来戏剧性的倒台，尽管他的倒台是后邓小平时代精英政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是，自20多年前的天安门镇压事件以来，中国上层社会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讨论复苏的迹象。
经济改革死亡 专制权贵资本主义不可持续
文章说，尽管这些后1989时代的中国知识界复兴的知识份子有不同见解，但讨论很快聚集在三个关键问题上。
首先，中国思想界有普遍共识，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死亡或陷入停滞。其次，那些认为经济改革已经死亡或停滞的人认为，只有政治改革，尤其是那种减少当局权力，让政府对人民负责的政治改革才能复苏经济改革（也有人主张更为激进的民主化变革，但对此还没有共识）。第三，僵化的专制权贵资本主义的现状，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出现转换方向的根本性转变，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后天安门模式”破产
文章说，天安门镇压后超过20多年来，中国思想界已经意识到天安门事件后的共识已经基本破产，这个共识的特点是给经济改革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一党制和管理不善）一次机会。换句话说，后天安门模式，不会为中国未来几十年提供任何有益的指导。
如果中国的领导人被知识界的精英普遍视为是改革的障碍，那么他就难以为继。如果中国最受尊敬的公共知识份子的多数公然挑战中共领导人改革的资格，并高喊“皇帝没有穿衣服”，那么结果不仅仅是政治尴尬，而是这些领导人失去权威和公信力。
每次知识份子觉醒 都出现当局和民主运动之间对抗
文章说，这些知识份子重新觉醒的另一个重大意义是新的自由派的出现，他们已经在中国疯狂的政治中忍受了将近20年。他们已经明显感觉到，潮水正在涌向天安门事件后新的独裁政权。这使得中国自由派（他们中有些是前政治犯，或被列入黑名单不能在官方媒体上发表作品的学者）可能会认为他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机会推动民主变革。
如果说1980年代的民主运动提供了什么启示，中共现在应该感到忧虑了。在1980年代，每一次知识份子复兴，如1986政治改革辩论或 1988年“文化热”，随后都出现了当局和民主运动之间的公开对抗。在1980年代，中共在那样的冲突中占了上风，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都记得胡耀邦和赵紫阳被清洗，并发生了血腥的1989年64镇压）。
产生天安门事件式危机的条件重现
文章说，这些中国知识份子目前在与党的政策越来越格格不入的民众中引起了共鸣。尤其是，这些声音对中国受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应该有吸引力，这些人的人数比天安门事件时已经增长了好几倍。20年经济的快速增长，消费，和当局鼓励的民族主义可能会让他们麻木、对政治冷漠。但是，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亲身经历了现行制度的不公、腐败和无能时，他们最有可能被敦促根本性变革的声音所影响。
文章最后说，自从23年前发生的天安门悲剧，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疑问，即是否会发生另一个天安门事件。当局已经做了所有能想到的一切来确保这不会发生。随着中国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十年，越来越明显的是，很多产生了天安门事件式危机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已经重现。知识份子的觉醒肯定是其中之一。
(来源: 大纪元2012年04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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