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建政至今,江姐的故事蒙骗了很多中国人,而帮助散播谎言的罗广斌,最终走上了自杀之路。(百年真相)
在中共宣扬的各类“英雄模范”中,江姐江竹筠可谓是大名鼎鼎。她被写进小说,还不断地出现在电影、歌剧和学生的课本里。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她。
2021年是中共建党百年,在官媒的相关报导中,《人民日报》专门发了一篇文章,介绍这位“巾帼英雄”、百年来的“风流人物”。文章是这么说的,江姐是小说《红岩》中的人物,原型叫江竹筠,1920年8月出生于四川自贡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她加入中共,在就读的学校担任地下党组织负责人。
1943年,江竹筠根据中共指令,担任重庆市委领导彭咏梧的助手,俩人假扮夫妻,掩护地下党在重庆开展工作。转年,她又接到指示,考入四川大学,“以普通学生的身份做党的工作”。
1945年,江竹筠与彭咏梧结婚,婚后负责处理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三年后,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身亡,江竹筠主动接替丈夫的工作,结果被捕,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
文章宣称,国民党“用尽各种酷刑”,想让江供出地下党的情报,但她“始终坚贞不屈”,还说,“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死于渣滓洞,年仅29岁。
《人民日报》说的故事,几分真,几分假?描绘的是真实的江竹筠吗?
接任务进入四川大学
我们查证发现,关于她哪年、在哪里做什么,这篇文章的信息都给对了。但是,文章没有告诉读者的是,江到底是怎么做“工作”的。比如,在四川大学期间,什么叫“以普通学生的身份做党的工作”?
2011年,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主席、前四川大学苏州研究院执行院长聂圣哲教授,发了一条微博。他透露,“1981年我入川大时就听到两位年近八十的老教授说:江姐思想活跃、不安分,很风流,她每和一个男同学上床,就要求对方入党,闹得满城风雨。当时川大的校长说:江竹筠你风流一点是你自己的事情,但你用这种方式强迫信仰是不对的。”看来,这就是中共交给她的“任务”了。
假戏真做 与有妇之夫结婚
而在此前一年,江竹筠不是还与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假扮夫妻吗?俩人也闹出了婚外情。彭咏梧,就是《红岩》中彭松涛的原型,1915年生于四川云阳县。他1938年加入中共,1941年秋奉命到重庆,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的职员。
早在老家云阳时,彭咏梧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妻子谭正伦15岁嫁给他,出于对丈夫的爱,她甘心一起过贫困、动荡的生活。
据大纪元专栏作家林辉考证,彭咏梧到重庆后,给谭正伦写信,让她带儿子过来团聚。当时,他们的儿子正在出麻疹,谭就回了一封信,说过一段时间再去。没想到,这一拖就是6年。6年中,她没了丈夫的音讯,写信、寄钱,全部石沉大海,她只好一个人带着儿子,忧心忡忡地盼着丈夫回来。
彭咏梧失踪是怎么回事?
原来,谭正伦的回信让中共十分紧张,因为彭咏梧被公开介绍说是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在北平银行当过职员。云阳,是他早年闹革命的地方,不少人认识他。如果谭正伦从云阳寄来的信被国民党拿到了,彭咏梧的身份不就可能暴露了吗?中共地下党的处境也会十分危险。
所以,中共让彭咏梧立即断绝与妻子的一切联系,还在1943年给他配备了个假妻子:江竹筠。结果,这俩人日久生情、假戏真做了。他们之间有私情,和江与多个川大男生上床,时间上是有重叠的。就说这事有多乱吧。
不但如此,中共在彭咏梧没离婚的情况下承认了俩人的关系,并在1945年批准他们正式结婚。要知道,早在1934年4月,中共就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与一妻多夫”。他们自己怎么不遵守呢?看来,在中共眼里,法律是用来管控别人的,它自己可以逍遥法外。
而对于彭、江结婚的事,远在老家的谭正伦是一无所知。
与丈夫分别6年后,她终于等来了丈夫的消息,却是个晴天霹雳。弟弟告诉她,彭咏梧已经再婚,还有了个儿子叫彭云。因为彭江二人要离开重庆,不方便把年幼的孩子带在身边,所以希望谭正伦“顾全大局”,帮他去重庆看孩子。
大家想想,谭正伦听了是什么心情?但是,她最终还是答应了。到重庆后,谭正伦并没有见到彭咏梧和江竹筠,因为他们已经去了其它地方,策划武装暴动。1948年,彭咏梧暴动失败被国民党处决;之后,江竹筠被捕,并于1949年国民党撤离重庆前被杀。
江姐受尽酷刑是真的吗?
江竹筠被捕后,《人民日报》说,国民党对她“用尽各种酷刑”;《红岩》里描写,“竹签子钉进江姐指尖”;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称“渣滓洞里有‘中美合作所’48套刑罚,凡是关押在渣滓洞的中共‘革命者’,全都要经受酷刑折磨……”
这些说法是真的吗?从一些史料和其他人的证言看,它们其实都是编的故事。
大陆《炎黄春秋》杂志2014年第2期曾刊登一篇题为“渣滓洞刑讯室考”的文章。文中说,当年,中共军管会公安部侦察员孙曙,负责接管国民党在西南的特务机构保密局、中统局。他向文章作者确认,渣滓洞里没有皮鞭、烙铁、电刑、老虎凳、竹签子之类的逼供用的刑具。
据孙曙回忆,1949年12月20日左右,他来到渣滓洞,了解到那里的男牢、看守用房等处已经经过了两次焚烧,他没有看见任何焚余的刑具残骸。1950年初,他又从离白公馆不远的五灵观原军统“公产管理组”接管少量枪支和手铐等物品,还经手登记了缴获来的美式手枪、黄金等,依然确定“没有任何刑具”。同一年,重庆大同路渝女师(也就是现在的大同路小学),举办了“磁器口大屠杀烈士遗物展览”,其中也没有展出国民党使用过的刑具。
2007年11月10日,当时76岁的孙曙再次来到渣滓洞,他一边看,一遍忍不住问了这样的问题:现有这些展出用的“刑具”从何而来?当年谁见过“刑具”?
《渣滓洞刑讯室考》文章还提到,1963年,重庆市博物馆陈列部,有一名姓张的职工参加复原陈列工作,具体任务是复制“刑具”,渣滓洞刑讯室第一批“夹手指的竹筷子”,就是他做的。
数十年后,他告诉一位同事:当年复原刑讯室,很为难,因为没有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也没有人见过刑讯室和刑具。上级只是笼统地说:根据部分老同志的回忆,以及《红岩》的描写内容,“竹签子钉进江姐指尖”。但又并无一个人亲眼看见该过程。
张姓职工就很纳闷,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全凭想像”。他想,这竹签子只能是极细的一片竹篾吧,但极细的竹篾又不能用“钉”的方法。最后,他拿了几根竹筷子,削细了,心里想,“就这样吧!”
文章作者孙丹年说,1964年她上小学四年级,看《红岩》小说吓得不轻。参观渣滓洞时,她就仔细寻找“竹签子”,但没有看见,而是记住了那几支很粗、很毛糙、颜色灰黑的“竹筷子”。她怎么想像也难以将它们钉进手指尖去,还有不少同学,都有这样的疑问。
据披露,现在渣滓洞、白公馆旧址展出的“刑具”,主要是自1960年以来,从各地征集来的,以及工作人员仿制的。而这都是为了配合中共的宣传。
《红岩》主创罗广斌文革被逼自杀
这些事,在当今的中国,很少有人知道了。中共凭借江姐的“英雄事迹”,成功挑起了老百姓对国民党的仇恨。而在这过程中,小说《红岩》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这帮了中共大忙、炮制出《红岩》的主创人员罗广斌,也没躲过文革的劫难。他被打成“叛徒”,在经历抹黑和逼供后,选择了跳楼自杀。
文革资料中,有一张罗广斌死后所拍摄的照片,显示他右侧半边脑袋摔得稀烂,面部有一矢状裂口,从颈部后缘至面部鼻尖,大约长27.5cm,残剩的一只左眼,瞪得很大,其状惨不忍睹。
《中国档案报‧档案大观》曾在2008年刊文,说罗广斌的妻子胡蜀兴接到丈夫死讯后,匆匆赶往现场。奇怪的是,她只被允许在远远的地方看一下,不能走近。她要求在没有检验尸体、做出结论前,不能火化。但那些人根本不听她的,也不许她跟去,直接把遗体送到火葬场去了。
从中共建政至今,江姐的故事蒙骗了很多中国人,而帮助散播谎言的罗广斌,最终走上了自杀之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是否有过后悔呢?
-- 来源:新唐人2022年1月14日《【百年真相】掀开江姐的“英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