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03


陈建刚律师访谈 - “709”律师被大规模抓捕事件

        从2015年开始,大陆三百多名律师和人权倡导者先后遭中共围捕。本月获释的律师李春富被确诊为精神分裂;一份会见笔录显示,警方也对律师谢阳刑讯折磨。尽管处境险恶,笔录发布者、谢阳的辩护律师陈建刚表示,尽管如此,“不愿为了安全而放弃言论权利”。

2015年“709”事件后陆续被捕的律师,目前多数人已被释放,少数几人被判刑并当庭“认罪悔过”,有的被“电视认罪”后取保,有的取保后被噤声。1月12日,忽然被释放的律师李春富言行异常,经医院诊断患了精神分裂症……这些律师在被关押期间都遭遇了什么?

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
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

1月18日,两份《会见谢阳笔录》在网络发布,记述了“709”律师谢阳在被监视居住期间,中共警方对他的殴打折磨及刑讯逼供、刑讯自污、刑讯认罪的事实。

谢阳被警察指定三个方向写“自述材料”:“要么是为了名,要么是为了利,要么是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并被要求揭发检举构陷其同行,这样就会立功,获得取保释放。

笔录记录了中共警察的惊人之语:

“我们整死你像整死一只蚂蚁一样。”

“在这里面不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应该是我们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你别以为出去以后可以告状,我告诉你,你告状也没有用,你这个案子是北京的案子,我们代表的是党中央来处理你这个案子。我们即使把你弄死了,你也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是我们弄死你的。”

“我白天休息得很好,每到晚上这个时候我就很兴奋,我就是要故意折磨你,你看着,我要把你折磨成一个疯子,你别以为你以后出去还可以做律师,你以后就是一个废人……”

“我们有的是资源和手段,这个案子,我们没有任何限度地往下整,包括你在的律师事务所,你的同事朋友,我们想整谁,想怎样整就怎样整。”

中共警方还以谢阳的妻子和孩子的生命相要胁,原话是:“你老婆孩子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现在这个社会交通事故比较多。”

近日,“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又披露,仍被关押的律师李和平及王全璋,在指定六个月的监视居住期间也遭受强电击等酷刑折磨,致当场晕厥……

作为“709”事件的当事人、《会见谢阳笔录》的发布者,39岁的北京律师陈建刚近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据录音整理)。


* * *

记者:请问您和“709”事件的关系?

陈建刚:“709”他们没抓我,我本人非常意外,当时我已经做好被抓的准备了。因为第一个抓的是王宇和包龙军,在北京的律师中,我个人认为我和他们的关系最好,我们感情最亲近,我也经常和王宇一起做案子。当时警方几次对我威胁训诫,不要说话、不要写文章之类的。现在大风潮渐渐过去,抓的人大部分被放出来,我又成了“709”谢阳律师的辩护人,而且他的案件中有很多材料与我有关。

最初我是“709”谢燕益律师的辩护人,但后来官方指派了律师,家属聘请的律师不让上。在我之前有很多律师要求见谢阳,都碰壁了,因会见不成也控告过很多次了。现在是一年半以后案子到了法院,我才开始介入,他们再没有理由不让会见。

谢阳是个非常刚强倔强的人,宁死不低头。他不接受官方指派的律师,要求自己聘请律师,如果还不让律师接见,就无法开庭。警方也还没有像天津警察对待李和平及王全璋那样,无耻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吧,所以,最后我见到了谢阳。

我和谢阳相识、相知、相友爱,他当然要和我说实情了。我们会见的房间有四个摄像头,之前我被训诫,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很多规矩的。本来律师会见可以拎包带手机的,但我还是按他们的要求,把东西锁在柜子里。和谢阳交流时,他们有次突然闯进来,问谢阳是不是哭了,问他情绪是否有问题,等等吧。总之,监控是异常严密的。

“作为一个人和猪狗的重大差别之一就是,人能说话,而猪狗不能说话。”

记者:您在会见谢阳的笔录中记录,警察对谢阳律师说:“我们整死你像整死一只蚂蚁一样。”您认为警察为什么敢这样做?

陈建刚:会见谢阳,使我了解到警方办案的过程、方式。这也不是意外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如何逼迫当事人招供,警方等侦查部门有很多丧尽天良的手段。谢阳的经历让我看到,中国的警察多么卑劣、多么无耻、多么恶毒、多么没有底线。

在这个体制里,他们很清楚写在纸面上的法律都是骗人的,他做违法的事情,残害人权的事情,他并不惧怕法律,法律没有用,他不怕。怕天理报应?怕三尺头上有神灵?无神论教育啊,几十年了,哪有神?没有天理。怕当事人的报复?能吗?他们掌握公检法、特警,掌握国家所有的暴力机构,可以武装到牙齿,而老百姓拿一个弹弓就视为违法,打靶的玩具枪都是枪支,拿玩具枪会判无期。当事人如果报复,他就可以把那一家人都消灭掉。

他不需要怕,他有恃无恐,他恃的是什么?他恃的是领导的安排、领导的指令,领导给他这个活儿,干得好会奖励他,他会升职加薪啊。作为想在领导面前表现,没有良知、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渴望升职的警察,就没有什么可以制约他的了,让他杀人他都会干的!他只怕领导的一个眼色。

记者:“709”案发后,您感到过恐惧吗?

陈建刚:我被抓过几次,短时间扣留拘押,但没有受过酷刑,他们还没有打在我身上。曾经有律师把我发的东西转发了一下,就在职业上受到了处罚,但我还一直没出什么事。

人权律师被污名化,说反党反社会、颠覆国家政权什么的,我母亲就对我有很大的意见,经常打电话骂我:“你在网上胡说八道,这个党好那个党好的,你惹祸招灾,你活够了?”

“709”开始时我很担忧啊,当时孩子很小,老二还不到一周岁,老大四岁多。因为我们家和全璋家差不多,妻子是家庭主妇,不问世事的,照看两个小孩,我又不是挣钱的律师,没有什么积蓄,全部家庭责任就我一个承担,如果我被抓进去,他们怎么过?那时我就尽量多陪小孩吧,因为不知能陪多久,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把我抓进去。

“709”以来我妻子也慢慢见识到了,她当然担心,也还是理解的,但我确实无法平衡我的律师职业和家庭的关系。

都知道我发言一向激烈,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我的底线是:作为一个人和猪狗的重大差别之一就是,人能说话,而猪狗不能说话,只让我活着不许说话,和猪一样,或者为了活得好一点就要摇尾巴,跪地喊万岁,那像狗一样啦,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我宁可坐牢或者死掉,我不能接受这种生存状态,我不愿意为了安全就放弃言论的权利。

“我们国家没有法律,只有党的意愿。”


记者:您认为法律是什么?在目前的中国,法律又是什么?

陈建刚:比如说在台湾,法律是立法院通过才能产生效力,议员是一张张地磕头拜票,一票票地拜,老百姓信任他,才会给他一张选票。法律不是一党总书记或党魁的意愿,它是全民的公议,任何人都受法律约束。

但在独裁专制的国家,法律就是统治自己人民的工具,是统治者装饰自己的招牌。

比如所谓一国两制的现状,最近香港选出了两个二十多岁的议员,但全国人大马上就能迅速地造个法,把议员的资格剥夺掉。在专制的手中,法律就像泥巴一样,可以随意地捏。

我们国家没有法律,只有党的意愿,它只是统治律师、老百姓用的。律师抗争只能依据法律,法律已经失效了,那么抗争就是秀才见了兵,你和它讲道理,它就抽大刀砍你。

了解内情的都知道,冤案昭雪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是不得已,并不是律师抗争来的,它完全可以把一个无罪的律师消灭掉。

“他们在基层干的坏事太多了。”

记者:以前您经常在网上发表中共当局不喜欢的言论,请问是因为您个人有过什么遭遇吗?

陈建刚:我从小就对国家、对政治体制、对共产党有想法。我生在山东农村,我看到的就是村干部、党支书贪污公款,大吃大喝,醉生梦死,耀武扬威。

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领导干部,他们对村民无耻无赖无德,老百姓在他们的手中受欺压凌辱,却只能逆来顺受,还要给他们送礼请客。他们在村里的大喇叭里乱吼,通过各种手段吃拿卡要,通过计划生育敛财等等,像流氓一样,让我难以接受。

我不是因为我家遭受了什么才愤愤不平,我亲眼所见,乡政府带来一群流氓欺压我们邻居,像古时候战争攻城门一样,数人扛着一根圆木撞墙,把人家新盖的房子前后左右都捣出大洞来,有的是把房顶掀下来,把房子夷平,牵牛,搬人家粮食,抢走财产,连门都弄走。本来就穷得当当响,不给人家活路啊,就因为没得到批准而生了孩子。

当年我家里的婶子马上就临产了,被要求强行堕胎,一个男婴啊。但我们那儿祖祖辈辈的顺民,不敢有任何反抗,连说一句话都不敢说。

他们在基层干的坏事太多了。我记得我们县一个干部通过大喇叭讲话 :“上面开会,如果领导批评我,让我站起来,那我就让你们全部倒下去。”有钱的买着生,有权的明着生,没钱没权的偷着生,逃跑嘛。

我读初中时,当地有对小夫妻生因为多生了孩子,逃跑了,结果乡政府搞株连,把家里的老奶奶抓走,栓在铁链子上,放到狗洞里,和狗一起关着!就在乡政府。有什么人权啊,活得和狗一样。

还有一个邻居,因为生孩子就给抓到乡政府毒打。我见得太多了,80年代抓大量的妇女到县医院流产堕胎,然后像扔垃圾一样扔掉,有些婴儿弄下来还是活的,直接杀人嘛,这种罪恶居然是政府组织人光明正大地干。

高中时,我听过我们学校党委书记给教职工开大会,在下面的我们听得清清楚楚啊,大喇叭广播啊,他说,“如果我因为没搞好计划生育工作挨了批评,你们想一想,我这股急劲,我必然会发作在你们身上!”这些老师有什么人格尊严呢?无人权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个国家烂到了极点。这就是我成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

“孙中山说过,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记者:在您成长的那个年代,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这些啊,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的也不是这些啊?

陈建刚:对,从小我几乎没有朋友,我爱看书,总喜欢瞎想一些问题,比如社会问题,一党独裁的问题,民主法治啦什么的。虽然课本上学的是共产党是工农先锋队等等,但现实是老百姓都受欺压啊,这个国家坏到不能再坏啦。

台湾龙应台先生的书对我影响非常大,那本《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虽然一些敏感内容删掉了,但那辛辣的风格合我的口味,我大为震动啊。她说,如果你认为国家需要改变,这把野火合你的口味,就请传递这把野火。当年台湾也有个“龙卷风”,很多台湾学生就把她的文章在街上散发。

我当时很天真啊,我也把龙应台的书给很多同学、老师看,但他们没有一个像我一样,有很振奋的感觉,有想改变这个国家的感觉,没有。他们甚至嘲讽我,在他们眼里,我就和精神病一样,他们说,你想这个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的青少年期是非常寂寞的,我没有可以交流的朋友,一直到大学还是这样。后来我有了微博,发现了和我一样的人,原来中国想这些问题的不止我一个,那时我才开心一点,以前家里人都知道,我是闷闷不乐的人。

最早我是网易微博,粉丝量非常高,后来给关闭了,现在新浪的基本也给阉割掉了,我的微博开一个灭一个,被删了N多个号。直到现在,我用建刚或者陈建刚,加任何后缀前缀都不给我注册了。现在只要稍有风骨的,即使说一些在民主国家里很平常的一些话,都是发不了帖的,对社会对政党对体制有想法的,都要被删号的。

记者
:但很多中国人号称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得很好啊?

陈建刚:确实,绝大部分的中国人不谈政治,不关心政治,远离政治。但政治不会放过你啊,伤害你、奴役你、压迫你,中国人都逃不脱这个政治,我们很多人权律师都知道,也经历了。很多人以为自己过得很舒服,他不知道自己被政治欺压,他的骨头被抽掉了,做了奴隶都不知道。

孙中山说过,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日常喝一杯水,都与政治有关。有的地方水污染严重,含有致癌物,政府早就知道,却一直隐瞒,让老百姓每天饮用有毒有害的水;老百姓被欺瞒封闭,这在民主国家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任何人不敢这样做;但在我们国家就是常态,这就是政治啊。关于土地污染的检测,也是国家机密了,老百姓都不可以知道。

甚至现在连“霾”这个字都是敏感词了,天气预报不许说霾,有些地方只能说不可言说的天气现象,“霾”都不能提了!我们居然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喝到的每一杯水、呼吸到的每一口空气都是有毒的,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这个民族被封闭、被奴役,居然不自知、不自觉、不自强,我们如果不为下一代人负责,我们会是罪人啊。

“我后来都不敢看那些照片,看不下去……残害这些手无寸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人。”

记者:在您做过的案子中,什么案件您印象最深刻?最震撼?

陈建刚:让我最震撼的是和法轮功相关的人权案件,我做过很多法轮功的案子。我的一个当事人,大连的,好好的一个家庭,生活非常幸福的一个家庭,收入也非常好。夫妻俩和孩子,炼功之后身体也好了,但十多年前丈夫被迫害成植物人,妻子就一直照看他。后来这妻子又被抓,给判了四年,在办案中丈夫去世了,极其悲惨的……我后来都不敢看那些照片,看不下去,让人难以接受,残害这些手无寸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人。

记者:您怎样看雷洋案?

陈建刚:雷洋案是庆安徐纯和案的一个延续。雷洋被构陷罪名,被荒唐地整死,现在的警方已经无耻到可以不顾逻辑常识、不顾经验、不顾人之常情。警察权力不受限制嘛,人命如草芥,官方权力无限大,小民权力无限小。严格说,中国基本不存在中立的第三方尸检,只在于掌权者的心是不是够黑,手是不是够毒,他们为所欲为,生杀予夺,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另外雷洋案也说明,警察所谓的“扫黄”,不过是警察发财的一个渠道,如果你在电视报导看警察办了多少案,抓获了多少人,你就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一下了。在专制的国家里,真相你是看不到的,真相被权力垄断了,警察做的是和黑社会一样的工作:绑票,下一步撕票。官官相护,相互掩盖,当然还有律师的配合之类的,极端的无耻。

“中国的问题现在不可能用法律的办法解决。”

记者:各个国家其实都有冤假错案,那您觉得中国的冤案与其它国家有什么不同吗?

陈建刚:任何国家都有冤案,中国的就更多、更严重,为什么?在其它国家,是大家拚命想找真相,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找到真相,以至于造成了一个错案。而中国的冤案是大家都知道真相,但公检法等政府领导人,为了拚命掩盖真相,故意制造出一个假象,再把当事人判了,或者杀掉。

赵作海案、陈满案、聂树斌案等等,都是这样,警方不是不知道真相,他们都知道,但为了升官发财,为了破案率,就是一定要把罪名扣在你身上,这就是杀良冒功啊。这还是偶发的,那其它信仰案件,包括大量法轮功、基督徒、佛教徒的案子,那就更不需要法律了,那就是完完全全的政治迫害了,消灭!

冤案产生的最直接原因是政治体制,是国家制度。专制制度是冤案的制造机,集权的体制是悲剧的绞肉机。只要存在专制,就会有冤案,就会发生数不清的悲剧,所以要想天下无冤,或减少冤案,得到公平正义,仅仅依靠法律是解决不了的。中国的问题现在不可能用法律的办法解决,现有体制下这些问题根本解决不了,需要有个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才能改变这个国家,这是根本。

就像一个机器,政治体制是国家运转的大齿轮,大齿轮是动力齿轮,它带动其它小齿轮,比如,政治带动经济、带动文化,在政治独裁之下,经济、教育、文化也是独裁体制的,都是为这个统治服务的。比如中国的书法协会、美术家协会,这都是集权体制的产物,那里面都是些官僚干部,这个主席那个主席的,那都是官方的直接安排,很多写得很好的,和这个政治体制离得远,就得不到宣传,斗筲之人往往身居高位,他不是把认真临帖、学习古人为第一要务,而是把如何往上钻营作为第一要务。

记者:那您觉得中国还有希望吗?

陈建刚:中国还是有希望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长久地被奴役,世界上二百多个国家,绝大多数都民主化了,这就是趋势啊,谁想要逆转潮流都不会成功,短时间内它会制造恐怖。但不管有多么伤心的事、多大的波折,肯定有民主那一天。只不过对通过现行体制下的改革就能达到法治,我不抱任何希望。

“无论被洗脑多么严重的人,总有突然醒悟的一天。”


记者:您是公开反对毛泽东的,为什么呢?您对目前一些“毛粉”怎么看?

陈建刚:上小学时,我学习非常好,但老师让我们背《纪念张思德》,我就不背,为什么让我把那么恶心的每个字都背下来呢?还有雷锋什么的,我本能就不信政府的媒体宣传,我有独立思考分析的能力,对官方宣传的东西,我一直保持警惕。

好像有谁说过,反对毛泽东是做人的底线,有一点善良本性的人,就不能不反毛。我喜欢看历史,觉得毛没有做对国人一件有益的事,无论做事做人,其本性都是极其卑劣无耻混账的,对他的妻子、儿女、战友、部下,对他的黎民百姓,毛无一不恶毒,无一不心狠手辣,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对国人伤害最大的一个罪魁。

确实有发自内心崇拜毛的。我有一个高中同学、老乡,北漂时住同一个房间,他原来非常非常崇拜毛,一开口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什么的。他曾说到,共产党宣传那些因抗日而死的人都是炮灰,说可以鼓励别人抗日,快胜利时再出来——这话听了让人浑身冰凉啊!

但后来他读了博士,转而就非常痛恨毛了,他告诉几岁的儿子,说一百元纸币上的老毛像是狗屎,以至于那小孩就说钱上的人是狗屎!这说明,无论被洗脑多么严重的人,总有突然醒悟的一天。

“上帝的安排从来不会晚。”

记者:您开始为什么会从事律师职业?对这个职业满意吗?

陈建刚:上高中时我想学中文,我对中国古汉语比较感兴趣。但报志愿时,我家里发生了一些事,乡政府搞出了一些纠纷,所以我就把志愿都报成了法学。上大学学法律,我觉得那些课程和社会现状离得太遥远,所以我经常不去上课,在宿舍里看书写字、发呆什么的。

毕业后虽然考下律师证,也不太想做律师,原因是我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打过工,印象太不好了:律师如果是那样,真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啊,法律在这个国家都是骗人的,没有什么用。所以我还是一心想学中文。

但当时家里困难,我只好去做律师挣钱。最开始我是“万金油”律师,为了养家糊口办些案件。我看到大多数律师都是为名为利,他们顺服法官,为了搞好关系,请法官吃饭、洗澡、找小姐之类的,大多数都是这样生活,过得也很潇洒。只是这和我的心性差得太远了,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到了2012年,我和一些人权律师接触,突然发现很多律师和我一样有共同的梦想,都想改变这个不公不义的国家,在理念上、交往上,我就找到了有共同理想的人。

我从小爱看武侠小说,对中国传统的仁义、侠义的精神很向往,做人权律师就实现了我这个向往,我帮助当事人,尽心尽力,甚至不计报酬;我不畏惧强权和暴力,这基本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在第一线做维权律师的工作,使我非常清楚中国的状况,有了法律的思维方式。再加上我喜欢看书,喜欢发表言论,又给了我施展的平台,书生报国一枝笔嘛,一枝笔就可以把我内心所想的表达出来。

我觉得自己当律师是上帝的安排吧,上帝做了最完美的安排,上帝的安排从来不会晚。

律师的工作时间也很自由,不需要上班打卡什么的。我个人的生活,就像高考学生一样,每天都在繁忙的学习中,看书学习我都有计划,主要是看历史及欧美的一些有关民主法治的书,我知道自己欠缺的很多。

记者:您如何看待CCTV在法治方面所起的作用?

陈建刚:CCTV包括其它卫视,我个人一分钟都不看,我家人一分钟都不看。现在我家的电视是不开机的,都习惯了。(全文完)

(来源: 大纪元2017年01月31日 《访陈建刚律师:我不愿为安全放弃言论权利》、《访陈建刚律师:洗脑多严重 总有醒悟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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