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极端的维稳
《明镜月刊》对中共“维稳”的定义是,“中国式维稳,克格勃加黑社会”。【16】
国内维稳经费连年超军费
中共维稳的概念提出于1991年4月,当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将各地党委主管政法的部门统一为政法委。90年代的维稳主要体现在前两次的严打。一般认为被官方正式宣布的严打有四次,分别发生在1983-1986年,1996-1997年,2001-2002年和2010年,没有例外的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法委主持的。其中后两次因为和迫害法轮功有关而有了特殊的含义。
1999年610办公室成立以后,纳入以政法委为中心的维稳机制,一方面迫害法轮功成了维稳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在迫害法轮功中建立起的手段、方法和机制使维稳变成了控制全社会的庞大的产业和利益集团。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执行人罗干同时兼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和“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各级“610办公室”就设在“政法委”内。在迫害法轮功时经常引用的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简称“领导责任制”)、一票否决权制和领导责任查究制,就是把各地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和主要领导官员的政绩升迁利益捆绑起来,或者说迫使主要官员每个人手上都沾血。
这几年中共在“维稳”上的投入有了大量的增加。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会科学报》公布的数据表明,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据《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显示,中共维稳的“公共安全”开支已高达6,244亿元。“中国今年维稳费用继续超过军费”成为世界各大媒体关注的内容。路透社2012年4月30日报导,中共为了巩固权力而拨出大笔维稳经费,2012年比前年增加了11.5%,达到了7千亿元。而2012年的国防经费才6千3百亿。【17】虽然因为中共的军费开支不透明,很难准确的把军费拿来与维稳费用作比较,但是维稳费用的增加之巨,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财经》杂志于2011年5月9日曾发表长篇报导,谈中国维稳经济题目是《公共安全账单》。该报导援引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孙立平的文章,《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说,近年来,“各地维稳投入急剧上升,维稳成本相当高昂,一些地方甚至已经到了不计代价的程度。”【18】中国学者蔡慎坤发表文章“中国特色维稳付出了多大代价?”他指出:“一些地方的维稳经费已经出现紧张局面,以往维稳机构很大方地解决上访人员吃住交通旅行费用,如今开始倒过来向上索取维稳费用。有的地方政府已经对现有的而且仍在不断增长的维稳经费无力承受,而老百姓对所有成本转嫁到他们身上的维稳方式忍耐到了极限!”。[10]这说明维稳已经是中共维持统治的最重要的机制。维稳却是由中共制造了迫害和动乱,再用国家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继续强迫镇压已经被迫害的人们的恶性循环运作。
中国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由于受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经历了不同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末,称“群众闹事”、“聚众闹事”;80年代初~80年代中后期称“治安事件”、“群众性治安事件”;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称“突发事件”、“治安突发事件”、“治安紧急事件”、“突发性治安事件”;90年代中期~90年代末期称“紧急治安事件”;90年代末~21世纪初期称“群体性治安事件”。2005年7月7日,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指出,当前中国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有些矛盾集中显现,并因此发生了一些“群体性事件”,他纠正了国外记者用的“骚乱”这一说法,而代之以“群体性事件”。显然,“骚乱”这个词有损中共的“和谐社会”的面子形象,如同把“失业”称为“下岗”一样,“群体性事件”是中共用来掩人耳目的一个中国特色的词汇。
近年来,农民失地,暴力拆迁,环境污染,工人维权,贫富不均,官民对立等等都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体抗暴潮。中共的应对措施就是进一步的暴力镇压,如此恶性循环。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0.87万起,1994年约1万起,2003年则达到6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据《华尔街日报》引用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估计,2010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乱等群体事件。由于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使得很多群体事件在政府封杀之前就在国内外被广泛传播和关注。比如,重庆万州事件,贵州瓮安骚乱,湖南吉首示威,湖北邓玉娇刺官案,湖北石首事件,浙江钱云会事件,广东乌坎事件,广东增城市新塘事件,重庆万盛区聚集事件等等。
中共是造成动乱的原因
瓮安骚乱是2008年6月28日下午发生在中国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的群体性事件。聚集的民众达到约2万人,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受到当地群众冲击,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被点火焚烧。事发缘由是一名中学女生非正常死亡,学生抗议讨公道时遭到当地警方粗暴对待,引起当地群众强烈不满,造成官民对立的大骚乱。据官方解释,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在开矿、拆迁安置的时候,民众的利益受侵犯,而一些官员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手法粗暴,并肆意动用警力加上地方黑恶势力坐大,产生民怨。
邓玉娇刺官案是2009年5月10日晚发生于中国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的一起宾馆女服务员出于正当防卫目的意外刺死、刺伤镇人民政府人员的刑事案件。三位官员要求服务员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但遭邓玉娇拒绝,三位官员恼羞成怒之下便试图强奸邓;邓玉娇在几人冲突中,出于正当防卫目的慌乱场地抓起水果刀,刺伤邓贵大和黄德智。邓贵大则抢救无效死亡。此案发生后迅速名震全国,邓玉娇也被许多民众称赞为“当代烈女”。
钱云会事件起因于中国浙江省温州市的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的一位村民2010年12月25日上午9点多,在虹南公路寨桥村路段,被一辆解放牌重型自卸货车辗死的事件,以及之后几天发生的官民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引发国内外多方的媒体报导和多方调查的事件总称。
乌坎事件是2011年发生在广东省汕尾市所属陆丰市的一宗群众运动。由于土地被村委会成员私下变卖,村民代表两年十数次之上访仍丝毫不得解决,村民与汕尾市与其下之陆丰市政府发生矛盾。2011年9月21日东海街道乌坎村有三四千人聚集在陆丰市政府大楼与派出所,不久获政府答复,可问题没有实质解决。乌坎村之后再爆发多次示威,警民发生激烈打斗,之后村民自发组织“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在12月9日起村民每天在村内村委会附近的仙翁戏台前集会示威,并在游行通往陆丰市政府大楼前与警方爆发冲突,此后开始警民对峙局面。
虽然中共数十年一直高喊“稳定压倒一切”,但是中共的胡作非为却使社会越来越不稳定。近几年大陆社会矛盾,包括群体抗暴事件,越来越突出,于是为了维护高压统治,从中共中央到地方,甚至基层的乡镇街道,都出现了“综治办”、“维稳办”等机构,常常又和“610办”、“防范办”在一起办公,比如在一些基层文件中会看到“维稳办(防范办)”、“维稳办(610办)”的说法,所以有人猜测是不是“610办”改名叫“维稳办”了。
中共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简称“中央综治委”)成立于1991年,是中共中央的“直属工作部门”,下设“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简称“中央综治办”),它是“中央综治委”的办事机构,与“中央政法委”机关合署办公。“中央综治委”的主任一般都是中央政法委书记。
“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是中共中央的“议事协调机构”,正式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但其下设的办公室“维稳办”在各地的建立是近几年的事情。“维稳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括: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综合治理委员会、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其常设办事机构是“中央维护稳定工作办公室”(简称“中央维稳办”)。同“中央综治办”一样,“中央维稳办”也是在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合署办公。“中共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一般也是中央政法委书记。“维稳办”主任通常由政法委副书记兼任。“维稳办”涉及到社会多个方面,并不仅限于政法方面。因此,其成员单位比中央政法委广泛,除公、检、法系统及国安部门外,还纳入宣传部门。中共从中央到各省、市、县直到乡和街道一级、乃至重要事业、企业单位都设置了“维稳办”。
“维稳办”虽然成立已久,但首度引起外界关注,却源于2008年的沃尔玛“工会门”事件。2009年,大陆媒体《南风窗》杂志连续发表文章:“09年维稳新思维”【19】,“‘维稳办’走上前台”【20】,反映了中共数十年的“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统治模式,是造成社会矛盾日益频发和冲突日益加剧的罪魁祸首。
人人为敌的“群众战争”
在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并没有迎来国泰民安和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社会矛盾反而日益尖锐。中共没有顺应民心,还给人民宪法保障的各种权利和自由,中共的做法是把过去发动群众“告密、检举、群众斗群众”的那一套又搬了出来,再次推行人性中最为恶劣的品行。
2005年,全国政法系统开始重拾多年前的“先进经验”——“枫桥经验”。此一经验为1963年浙江诸暨县枫桥镇在党魁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后,总结出的一套“发动群众,加强专政”的经验。1979年以后渐渐从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消失,直到2005年再次推广。这一次,“枫桥经验”被总结成“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中央政法委向地方提出,构建县、镇、村三级综治工作平台,号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难事县终结”。
随着社会矛盾,特别是大规模群众抗争维权事件的频发,从2009年起,中共的“维稳办”也正式走向前台,不再只是各乡镇的“内设机构”,而是拥有了自己的“门脸”。同时,中共把高压“维稳”重心锁定在基层,要求乡镇(街道)要由党(工)委副书记牵头,把政法、综治、维稳、信访等方面力量整合起来,形成“综合治理”,实为高压暴政的立体的控制网络。
专职机构并不能做到人盯人,用金钱动员全社会才是中共的传统邪恶做法。《南方周末》曾发表一篇报导,称“临时工”撑起中国维稳体系:“发动群众参与战争”。这些“临时工”,就包括中共发动的群众。文章说,“送奶工、送煤气工、保洁员、物业管理员……这些千家万户都离不开的人,成为公安机关延伸开去的触角。他们以自己特有的观察力,随时收集每个角落的治安信息。”【21】在一些重要部位,这些眼线的分工十分精细。例如,每个被公安局划入涉稳人员等七类重点人员的所谓“危险分子”身边,都要安排两个眼线,进行有效监视控制。这些人有一个称号叫“治安志愿者”,虽然是志愿者,却是要付钱的。文章中以江苏省宿迁市为例,不到一年,宿迁市已有了3.8万名治安志愿者,相当于每142人中就有一名,一张严密的“防控网络”就织成了。公安机关通过考核奖励细则,对志愿者进行累计积分管理,每1分换算100元,由财政建立专项基金兑现奖励。志愿者可以获得最低0.01分、最高100分的积分。累积到一定积分后,以奖金兑现。可见中共用纳税人的钱进行特务统治。
山东青州市邵庄镇综治维稳中心主任陈湘颖在其政法委网站上发表“经验交流”说,该中心投资28万,装修办公室和配置设备,又投资10多万元,在镇区、社区、村主要路口安装电子监控系统。维稳中心下设综治办、“610办”、信访办、司法所等六个机构,工作人员由原来的3人增加到11人,聘用村综治维稳信息员(也就是内部监测的特务)120名,按规定发放补贴。还在每个社区建立社区维稳工作站,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社区。在村一级,由村里“有威望”的“五老”和妇女代表组成村维稳工作站,各村成立15到20人的治安巡逻队。要求坚决将上访人员控制在当地,防止越级上访。
青州市王府街道综治维稳中心主任李传德在交流中按中央的口径说,要推行街道、社区、村(社区)“三级联防”的群防群治措施,要创建“大防控”格局,搞“人防、技防、物防”的“三防”。“人防”就是人盯人,要巡逻队员实行每天24小时巡逻,严防死守,确保不出任何问题;“技防”就是采用高科技手段,比如在北关社区投入资金30余万元,在社区各主要街道、重要部位安装监控探头38个,实现了对社区的全天候无缝隙监控;“物防”就是要建立社区组织,调委会和警务室,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李传德还在文章中特别提到,把3名法轮功人员弄进法律培训班学习(“法制培训中心”就是强制转化的洗脑班),刑事拘留1名法轮功学员,破坏资料处2处,确保辖区内无一例法轮功人员外出串联等。
山东青州市政法委网站上有两份“文件”,是青州市综治办、维稳办和“610办”印制的明细账表格,供各镇、街道、园、区综治维稳中心使用,名称叫“村、社区综治维稳工作站台账”和“镇综治维稳中心工作台账”,里面有“综治维稳信息员基本情况登记表”,“综治维稳信息员每月补贴情况登记表”,以及很大一部分由中共青州市委610办公室制定、分发到各个镇(街道、园、区)维稳中心的关于监视法轮功学员的登记表,而且还细分成“本地户籍长期滞留外地”、“负案在逃”、“失控人员”、“曾外出滋事人员”、“未转化人员”、“判刑、劳教、出班人员”、“重点不放心人员”等七种台账表格来监控法轮功学员,另外还有“法轮功人员基本信息”表、法轮功人员回访调查登记表、法轮功人员回访谈话记录表等等。由上可见,中共是一个与民为敌的恶党,民众没有起码的自由和权利。在中共恶党的统治下,大陆社会如同一个大监狱。
中共在发动群众搞人盯人的特务活动时,从来都没有放松对学生的控制。在大学里发展“政保信息员”,为中共在学生团体中培养眼线。河南理工大学万方科技学院在2009年的一份政保信息员培训通知中声称,学院从2002年建校起按学生比例建立政保信息员队伍,从最初的25人到103人,政保信息员队伍逐渐壮大和规范起来。通知还特别提到这些政保信息员如何密切关注和诬告法轮功,非法收缴了多少法轮功的宣传材料等。
中共不惜花费巨资,发动人海战术,来建立“维稳队伍”,实施高压统治。很多被“维稳”的对象,都是被中共迫害的百姓,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监控仍然是重中之重。
特务统治的“秘密力量”
前面提到中共以“维稳”为借口,再次发动群众战争,实行人盯人,实行高压暴政。过去中共靠高压和洗脑欺骗,现在靠金钱刺激。国保警察是中共“维稳”环节链中的直接暴力机器和打手,中共的“维稳”网络当然也是“国保”利用来监视民众的眼线。值得一提的是,中共的“维稳办”和国保还特别重视发展秘密力量。
“联合早报”转载“南方周末”的文章,在“临时工撑起中国维稳体系:发动群众参与战争”一文中指出,中共发展的“治安志愿者”由“四支力量”组成:社区、村庄巡逻力量,街头路面流动协防力量,场所部位治安守望力量,以及隐蔽力量。前三种力量,包括退休人员、城乡低保人员、出租车司机、城管队员、环卫工人、送奶工、抄表员、物业保安、报刊亭业主等各色人等。第四种力量则非常神秘,中共的文件描述是“为我所用,能够爬高钻深、提供深层次、内幕性、前瞻性信息”。
浙江省绍兴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政委杨光伟在一篇所谓走群众路线的文章中陈述,要不断强化“秘密力量”的物建,打破原来以灰色为主的源体框架(也就是低收入阶层),运用经济手段和感情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建立一批文化层次高,活动能力强的为国保工作服务的新型秘密力量,提出“不论具体岗位,人人都要物建秘密力量”的工作要求。
安徽司法厅长孙建新早在2001年3月就有一个在全省国保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长长的发言稿通篇都在讲如何迫害法轮功,还说省、市、县公安机关都要物建和培养一批能深入内部或贴靠目标开展侦察、掌握控制重要阵地,活动范围大、应变能力强的“尖子”特务情报人员。当然,一切都是要用钱来收买的。孙建新还声称要有步骤地开展对秘密力量的考核和培训,完善秘密力量奖励机制。
枪杆子维稳:武警部队
中国学者蔡慎坤的文章说,中国警察五花八门:特警、巡警、交警、刑警、户警、经警、狱警、法警、外事警察、公共信息网络安全警察、禁毒警察、科技警察、国安警察、空中警察、航运警察、缉私警察、林业警察等等。还有一支与警察人数相差无几的治安联防队员和协警。“比官媒公开的这个人数至少多了十倍以上。”[56]除此以外,中国还有一支武装警察部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成立于1983年4月5日,前身是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武装警察部队是担负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务的部队,受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双重领导,由内卫、黄金、森林、水电、交通等部队组成。1996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将武警部队总部由副大军区级升格为正大军区级,并于1995年至1999年先后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队升格为副军级。
武警部队拥有三类八个警种部队,最主要的一类是“内卫部队”,受武警总部的直接领导管理,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武警总队、机动师和总部直属单位。
军队是对“外”的,警察是对“内”的,而当国内遇到重大安全事件、警察应付不了、军队不宜出面的时候,就需要一支对“内”的军事力量,这就是武警部队。中国各地的群体抗暴事件中,常常能看到武警部队出动镇压。近年来特别强化了因应城市的快速反应、迅速到达、防暴反恐,还有控制场面的实战演练和相关的军事训练。中共特别打造了14个可以机动出击的机动师部队,主要承担城市维稳的工作。可见中共已经是惊弓之鸟,草木皆兵
中国学者蔡慎坤说,维稳巨额投入的背后,却是疯狂的腐败。“叫喊不稳的真实目的不过是为了攫取挥霍更多的维稳经费,因而中国陷入了一个维稳的怪圈,越喊不稳越有钱,越有钱越不希望稳定,一大批吃维稳饭的人,不断地制造敌人寻找敌人,甚至视许多的弱势群体为不稳定因素,通过冤假错案大规模的强拆,让这个社会充满了仇恨和动荡。”【22】这就是中国特色维稳本质。
经济“黑洞”
2004年10月,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表了一份两万字的调查报告,《关于江泽民集团利用国有资产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指出,江泽民私下或强制将大量国有资源用于迫害法轮功,造成了几大经济“黑洞”。【23】
黑洞1:巨资支撑公检法机构
从北京公安内部传出来的消息,从1999年7月到2001年4月,全国各地到北京上访被抓、有登记记录的法轮功学员达83万人次(不包括许多不报姓名和未作登记的)。2001年夏天,北京市公安局通过计算北京市街头出售的馒头数量的增加,估算当时来到北京市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超过百万。为了关押法轮功,江命令各地大力兴建或扩建监狱和劳教所。目前中国有大约300个劳教所,700座监狱,全国仅此一项的花费即为天文数字。
黑洞2: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洗脑集中营
为了镇压,江发明了“法制教育学习班”,并把洗脑的“转化率”定为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关键指标。洗脑班除遍布全国省、市、县、乡四级政府外,很多机关、高校、企业和劳教所内也开设洗脑班。
当洗脑达不到目的、依然无法改变法轮功学员的信仰时,“610”就下令用“精神病治疗”。据国际精神健康委员会调查,中国几乎各个省市都把坚定的法轮功关进精神病院、或普通医院的精神科、戒毒所,强制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毒害人体,至少数千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精神病院,所有花费由“610”统一拨出。
黑洞3:传媒业与全部国家宣传机器
中国有2千家报纸、8千家杂志、1,500家电台、电视台、千余家网站,中共镇压法轮功以后,这些媒体铺天盖地的造谣。比如《人民日报》在镇压头一个月中就出了347篇诋毁法轮功的文章,每天就有10多篇。中央电视台仅2002年4月25日至2003年底,“焦点访谈”、“新闻节目”等栏目,就制作了332个诬陷诽谤法轮功的节目。仅“中国反邪教协会”就编辑了30多部反法轮功影视片,每部都花百万元,全国各省市地区举办各种反法轮功的大型展览,还印制散发了各种展板、书籍、光盘、小册子、招贴品等。
黑洞4:教育界、知识界变成了战场
教育部长陈至立强制要求高校开发网络封堵技术,资助各类反法轮功研究,校园内外举办各类诋毁活动等。比如,从2001年起,四川省每年拨给省社科院100万元用于反法轮功研究。江还命令各地成立“反邪教协会”,如北京市科委就曾资助110万元成立“北京市反邪教协会”;2004年初全国大搞所谓“反邪教警示教育运动”,中央免费提供宣传资料。“中国反邪教协会”搞了展览活动近千场次,报告会、座谈会千余场,编辑影视作品30余部。2004年后,还通过中国驻外使馆在海内外大搞反法轮功图片展。
黑洞5:天空与陆地的全方位监视系统
中共耗资60亿搞了全方位的监视系统“金盾工程”,几十万人网络监控人员的工资、开发拦截信息软件,重金购买西方国家网上封堵技术与设备等。
黑洞6:巨资投入海外媒体宣传
以投资控股、大陆商业利益、购买媒体广告、提供免费节目等为诱饵,对中文和西文媒体加以控制和渗透。2001年据美国詹姆斯通基金会调查,“美国主要四种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星岛日报》、《明报》和《侨报》,都受着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的控制。”
(《= 上一节 下一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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