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高智晟
这天中午时分，我被两人挟架下楼，外面停了两辆“别克”商务车，我被押上车后，车子一路开向山西，至日暮时到达山西五台山上。于泓源未能如他所愿在山西五台山上要来一处独院，山西方面只差一个当地县公安局副局长出面应付。既落实不了独院关押场所，更说抽不出警力来接手关押我的事，于气急难抑而终于无可奈何，最后终于住进了宾馆。而按要求，凡是我住进去的宾馆饭店，当局必须将整座宾馆给包下来，决不允许其他人入住，而五台山的宾馆价格高得令人啧舌。
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到了五台山的第三日天不亮，我就被押上车，离开了五台山。而在五台上的头一天时间里，于突然进了我的房间递上一部电话，说我们发了你在五台山的信息，并在网上公布了你的电话，说就是你的手里这部，你对外就说你在五台山呆了几个月，过几天就要回北京了，就说你是自己在去年来五台山的，现在是自由的，只有用这部电话与外界通上几天话才能放你出去。反正你家人也已知道了真实情况，你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这就是外界突然在网上发现了“我的电话”号码并与我恢复了电话联系的真相。但这种恢复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情形让当局大为惊恐。于一日数次到我的房间里，说现在还有这么多的电话联系你，太出乎意料了，说这等于政府这几年的工作白做了，说本以为堵上几年外面就把你给忘了，“这点上我们是失算了。”
那几天电话真的多得令人恐慌，有时接一个电话完了就会显示几十个未接来电，专门有几个特务就在我跟前掌握我的接电话情况。他们的监听手段还应当是颇先进的，他们可以同步地在我接话的现场监听。因为我刚与范亚峰博士通话结束，于就推门进来，对范刚在电话里的言论骂骂咧咧。而对我通讯的监听手段，他们在2008年即获得一种新技术，即不再与具体的电话号码发生联系，而是通过声音监听，即只要我通过通讯工具讲话，都能囊括在他们的监听之下。而对第三天天不亮突然急急离开五台山，肯定有什么被他们掌握了的情报迫使他们如此选择。因为于说：“想让高平静下来千难万难啊，有人不愿看到这点，要撵到这里来找你。”
一路上尽是些大山深沟，公路延伸在逶迤连绵的群山间，几个小时后车队到了山西祈州，不知为什么，一群人并不住在市里，而是颇费周章找到一个村里的农家乐旅游点，那去处倒也豪华气派，但听着看管警察透露，说只在这住大半天，晚上就会搬到市里一个五星级酒店去住。果不然，刚吃完晚饭，我又被押上车，车由张雪开着，由一个穆姓的年轻人指引路，由于慌乱中，那小警察说错了路，张雪破口大骂，那蛮横和跋扈的程度实在可观，他并无任何职务身份，和那小警察只是同单位同事，但他却有一种特别能耐，就是讨得于泓源喜欢。他对于泓源是言听计从，而于也常对其耳提面命，凡于外出，必带他而行。
那小穆这次出来是有特别任务的，否则，他作为非北京籍警察，外出是绝不能轮到他的，也许这不是刻意安排的结果，却在客观结果上是个不二的规律。即凡是外出陪我旅囚，百分之百是北京籍警察。这些年来，我外出旅囚次数以数十次记，从无例外。至少在我的印象中，很多北京籍警察，在媚上及凶残方面不仅超群且毫无底线。每次对我的酷刑百分之百都是北京籍警察。第一次酷刑时倒是安排了一个外地籍警察，结果他的表现实在是“不尽如人意”，他从头到尾没有动我一根指头。在前几年对我家人的贴身跟踪中，多次对我一家殴打及人格侮辱者，跟踪过程中有最泼皮无赖恶行的，百分之百是北京籍警察，这几年的秘密囚禁中，给我制造困难及百般羞辱的，全是北京籍警察，每次对我实施绑架的也无不如是。这不是一种偏见，只是对一种客观存在的记录，何以如此？
我不大愿意浪费笔墨去揣度之，但这究竟是个客观现实。车终于在张雪的暴戾中停在了当地最豪华的宾馆门前。我们在那里住了三天，那房价及饭菜价实在高的可以。在那里，他们对我的管制开始有所放松，早饭后及晚饭后各允许在外面散步一小时，第二天早饭后我下了楼，这是半年多来我第一次在阳光下不戴头套的散步。有趣的是，一出宾馆大楼，四名“保安”两翼随行，不舍寸步，引起了周边正觊觎机会的江湖术士们的注目，其中一装扮道家的人物连连冲我作揖，我并不与他交涉，因为我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且是数月来的第一次，但他却显然觉得我是他的一次机会。边喋喋不休夸他自己的前知后算能力，边倒退著表扬我的“大富大贵”福运。我心说你真是瞎眼加倒霉，我自己也几个月没有见过一分钱的面，今天更是囊空族一员，他却纠缠不清，我的“保镖”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我一句话摆脱了他，也逼笑了几位冷脸“保镖”。我说：“你既然有百千年的前知能耐，你就算一算我眼下接不接你这一单生意，若算不出来，请你旁立，不要再纠缠了。”他听了立即目瞪口呆立在一旁目送我们离去。但今天我却用这段文字纪念他，究竟他也是半年多来第一位在阳光下与我交涉的中共警察以外的不知内情的人。
在祈州住了三天，在外散了六圈步后，我们于第四天赶往山西大同市，又是天不亮转移。到了大同，我才悟出了他们押着我故作神秘状到处转移的真实目的。他们这样做旨在欺瞒上级，实际上是假情报糊弄上级，而以高频率转移关押地来达到游览名胜古迹的目的。上午他们带着我去了悬空寺，在那里让我大开眼界的是军车大阵、警车大阵的蔚为壮观。其中，一阵空军六辆“别克”商务车车队就停在我们旁边，车上下来的却是一群妇孺和老耄之人，大略是几个家庭。我指出他们这都是违规用公车旅游，结果看管警察说我事多，说别人都想不到，就你长著歪心眼。我再未说什么，我知道与他们谈这些无异于对牛抚琴，何况，我们的车队不也正在公费私游吗。但下午他们就吸取了上午的教训，为了不再让我看见“负面信息”，下午他们赴云岗石窟时就留下一人看着我，说让我好好歇著。
他们在大同尽兴后，作为向外欺骗的一部分，他们突然提出让我回一趟老家，但有个条件，一是我必须穿着和尚的服装；二是由小穆装扮成和尚陪伴着我（就是在祈州被张雪大骂，我提到他有特别任务的那个穆姓警察），到了老家后还必须由“和尚”24小时形影不离地陪着我。但被我断然拒绝，回家看看亲人、给父母扫扫墓对我是太有吸引力了。这不是简单的几个月生离，而是几个月的“死别”。我的“死而复活”对我的亲人而言，是集莫大的幸运与莫大的悲伤于一体，一家人渴望着能看到我，我也渴望着能回到他们身边给他们些许安慰，但绝不能是无底线地被任意抟捏，一群人就僵在了大同市。
最后，双方都作了些让步。对我而言，没有警察陪着回家，这连可能性都没有，这十年多来是没有例外的，这次不过是装扮成出家人“和尚”而已。终于达成的结果是我不穿“和尚”服回家，由警察扮成和尚，24小时形影不离地陪着我。＃
......
2010年4月3日夜，我在“和尚”的陪同下突然回到家，一家人喜极而泣下。大哥竟像孩子似的呜咽起来，我知道那呜咽声里埋著道不尽的委屈与无助，他过来抓住我的手，边哭边说：“老三，再哪里都不要去了，中国太危险了，他们不是人（指政府），完全不讲道理，即便是别人家里的猪、羊你能不能随便抓走？抓走别人家的一个狗娃子你还得给主人打声招呼，我们的一口子人，啥时想抓啥时抓，连个招呼都不给你打，每次抓了过上几个月就不承认啦，天底下还能有这种政府？大哥求你啦，就呆在村里，我们养活你，不要再去受罪了。”
看苍苍白发的、像孩子般哭着的大哥，我自己也早已泪水滚面。我知道我的亲人们这几年所受的常人难以感到的伤害，这常让我犹历锥心痛，但我实在不能获得久伏于苟安的能力。我为了亲人们，不止一次地尝试过，而终于都归于无效，因为让我目睹颠倒黑白、颠倒是非而不开口，比让我立死都难受。那种对心灵的煎迫、痛苦憋屈，绝不比遭囚禁时好受，这于什么高尚、勇气绝无交涉。这是人性中固有的东西，至少是个性中我无力遏抑的东西。我不止一次对当局谈话对像说过，要让我对明明白白的罪恶无动于衷，惟有硬暴力堵嘴一途，只要有条件，我就会大着声说出我看到的罪恶。一部分人无法无天的罪恶为什么能在化日下畅行无阻，就是因为受害者和旁观者一律的闭嘴。这种一律闭嘴实际上成全了罪恶，成全了这民族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苦难与不名誉。
有些人对当局花惊人的力量规模来扼控我感到惊讶不已。我却认为这是这个恶政权少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之一，他们太了解我了，也知道我太了解他们了，他们是最善于利益计算的，打压我“一年要花费上千万元（于泓源语）”，划不来的事他们是绝对不会干的。
就在我和大哥泪水滚面之际，那“和尚”一手掌竖立，一手快捻佛珠，双目紧闭而口中则念念有词，一副蹙额苦容状。若不明究竟者，必以为那是因着大哥的哭诉所致；那浩辽幽深的权力罪恶正与“出家人”胸怀的善办理著激烈的交涉。但真正让这“出家人”窘蹙的是大哥接他儿子打来一个电话时的一句话。侄子打来电话，大哥来不及擦把眼泪即下意识地告诉侄子“你三叔回来了”，大概是侄子问了一句“就三叔一个人吗？”，大哥脱口而说：“哪能是他一个人，还跟了一个假和尚。”和尚听得一愣，大哥却看了出来，说：“你不要愣，共产党能比家里人更了解你吗？你的性格，怎么可能为了自己悄无声息地出去又半年不给家里人来一个电话呢？怎么可能带着个‘和尚’回家呢？连咱家里三岁孩子都骗不了。”那“和尚”停止了“法事”而低头不语。
这次回家适逢清明节，我和全家在“和尚”的陪伴下去给父母扫墓，全程在家呆了不到两天时间。4月5日中午后，我与“和尚”一同打车赶至榆林宾馆与在那里的“和尚”的领导们会合，并于第二天即4月6日傍晚回到已别去了十四个月的小关的家里。
家，是一个极丰富的概念。那个家从来没有像那样凄凉过，他们娘仨成就了那个家温暖和欢乐的全部。她们的离去，使家成了一个空壳。
暂时没有了家，却不是没有了人“关心”我，不仅夜里有人在门外面值守，就是身边也有政府无微不至的关照，他们颇似羞惭满容地将一个数码录音笔塞进我的兜里，说便是睡觉也要放在枕头旁，说政府这是为了你好，为了保护你，不允许关掉，他们每天夜里有人来调适一次。其实他们也只是一种侥幸心理，对我是否服从心里没有底。我一进门就把它给关了。第二天一大早，孙荻、张雪就来找我，孙荻一来就问录音笔放在哪里，想看看录音效果，我从厨房找出来递给他，他一看录音笔是关着的即大为不悦，问为什么把录音笔关了，我回答他因为昨晚我是这录音笔的主人，他一下急了，说这怎么能行，这东西不能关了，我说昨天关的时候并没有发生危险，如果你觉得开着它很重要，最保险的方式就是带在你身上，他不再说话，过一会儿，他说你一会去见美联社记者时必须打开，否则今天的见面就取消。我立即答应。我心里有数，届时开关这死物的权力还不是操在我手里。他走时一脸疑惑却也唯能如此。
吃过早饭，我按约定与美联社四位记者在一茶馆见面，虽然这是当局策划演戏的一部分，却仍有大批特务游荡在我的周围，由孙荻担负现场指挥，在外围大批特务的拱卫下，我完成了与美联社记者的见面，其中汉茨乐是老相识了。这是我近五年来第一次与媒体朋友见面，我关了录音笔，与他们谈了我这几年不能被外界所知悉的真实处境，谈完后我打开了录音笔接受了“采访”。
我非常感谢他们及所有持续关注我这些年来际遇的记者朋友们，他们清一色的是属于境外媒体，正是由于他们，才使得全世界的关爱关注即正义力量与我在困难时期的信心坚韧地联结在一起，正是他们坚韧的追寻、追问，构成了我生命安全保障的最后力量。他们，是中国和平反抗力量不可或缺的组成；他们，是构成中国和平改变力量的结构性一极，在拓通中国和平改变路途上有他们醒目的身影。我常能见证他们对中国非正义现状关注的焦虑、坚持和无畏。而这种焦虑、坚持和无畏，将与中国和平抗争力量一道，负起中国和平趋向自由、民主宪政的重轭。
他们是永被我纪念的，无论何时何地。
2010年4月8日的绑架及其后的酷刑和囚禁
我刚与美联社的记者朋友分手回到家，不到一分钟，孙荻和张雪就蹑踪而至。一来就索要录音笔，说于局急着要听。我说物理是最诚实的，当然它还会发生诚实的技术故障，把录音笔递给他们。孙突然接了个电话，起身就走，我知道这是外面瞭望哨发现了新情况，孙刚走，有几位外国朋友来看我，他们带来了真挚的关怀和问候。真的，这绝不是倾向性的认识，他们的眼睛澄澈如水，真诚是表里如一的。那种眼神于人工藻饰无涉，那是长期在真爱和信仰的环境中才能成就的。那两天时间里，看望我的来访者百分之九十九是外国朋友，大都是美、英、德及加拿大的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见到我喜极而泣，有些人从头至尾泪水滚面。
但这些往来的人群及其频率引起了当局的恐慌，第二天下午，几位外国朋友刚走的间暇，孙荻和张雪又来交涉，说回来让你平静比登天都难，说外面观察记录与我往来人员情况的并非只他们一个系统的，分属不同的系统，说你就这样不拒绝与外界往来若一直保持着，“连三天都用不了你就又会被抓，希望你从现在起不要再见外人，有人敲门你也不要开。”孙说。我拒绝了孙。果然，在我回到家的第四十八小时，当局再次将我绑架。这次回家，虽然只有两天的时间，我接触到了十几批 、几十名中外朋友。这对我和朋友们都是弥足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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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大纪元获高律师家人授权，节选刊登高智晟新书《2017年，起来中国》的部分内容。这本书首次完整披露了高律师在整个十年被非法关押期间经历的酷刑、牢狱生活、军营武警的暴虐、最高层的胆小如鼠等鲜为人知的内幕。高智晟律师承受了地狱般的折磨仍未屈服，他活着走出了监狱，并看清了中共的邪恶、虚弱、腐烂和崩亡。
（大纪元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版权归高智晟及其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