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大学专业学的是政治，讲马列，后来又当老师教了五年马列，是什么原因使您觉得要与现行体制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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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 唐吉田律师资料照。（大纪元） |
唐：虽然我过去学的很多是错误的，但这个过程对我思考是有帮助的，我愿意从本质上去看问题。他说法律是什么统治阶级的工具呀什么的，但我通过对法理学、宪法等的学习，就不接受他那套观点了，我认为法律最根本是要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它不是少数人的私产，否则所谓的依法治国，其实就是依法治民。它这个立法的出发点就是怎么样保住特权阶层的利益，怎么样去压制普通人的空间，防止普通人可能的反抗，那这样的法律，只不过是用了法律的壳，并没有法律的实质。
通过与访民的接触，我发现那么多人其实还是非常相信法律、相信政府的，但几乎所有的救济手段都穷尽了，甚至有些人去拦截中共高官的车，但解决的希望还是渺茫，他们非常悲惨，非常无助。
所以对中共讲的法律，我可以引用某些条文去说，但我不能信以为真。如果我信以为真，那失望的是我，说明我没有跳出它的框框，只有跳出它，我才有可能帮上我的当事人。
我确实是按照法律、按照程序，去控告，去举报，去投诉，去复议等等，我也去和一些办案人交流，但是我发现，即便你在道理上能够让他有所接受，也由于这个制度本身比较恶的惯性、恶的力量，他还是会去做出跟法律价值相冲突的一些决定和事情。
过去我是所谓折子派，但现在我认为我们的思路就不能随着它的所谓的程序走了，“哎呀，他刑拘了之后会不会批捕呀，批捕之后会不会起诉呀，起诉会不会审判，审判之后会不会判刑呀？”我们重视这些程序，但是我们要想办法去主导这些程序，如果不能主导，我们要想办法改变程序的进程。否则你看，取消劳教制度就变好了吗？没有。而且最近这两三年，还有恶化的迹象，如果我们仅是在框架里头，从技术上小修小补地去做，对恶的力量是没有压力的。
记者：您对现在律师做法轮功案件有什么建议？
唐：现在中国这个社会，人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做选择，所以我觉得通过做一个案子，怎么样能最大限度地带动家属，影响周边的修炼或者不修炼的人，然后对公检法、背后“610”、政法委这些人，对他们的心灵怎么样能形成非常大的触动，其实就是系统地讲真相的过程。
只要有律师介入，它的违法就很难掩盖。现在我们已经不能止于在它的伪法庭上无罪辩护阶段，这个辩护应该是自从案发一直到结案，每个环节都要进行的。
有的案子虽然批捕了，但是按照它所谓的规定，批捕之后要侦查两个月，在侦查的过程中，我们仍然要让公安撤案，而且要由检察院监督公安撤案。因为，既然从法理上说他无罪，检察院即使批捕了，也不应该立案，应立即撤案，检察院有义务监督公安撤案。现在就是要把这些公检法的人，从盲目地、机械地执行命令，转到他必须从法理上动脑思考：他自己做这些事，现在意味着什么？将来意味着什么？要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头头在这些非法的事情上愿意留下他们的签字的，一般都是口头的，就像“610”的文件，早期还有，后来怕泄密，基本都是口头的，口头传达或者说文字宣读完以后收回，然后这文字就销毁了，违法嘛。
我们就是要拆掉它迫害的每一个零件，从本质上就不承认它，对它所有的迫害，我们都要去揭露。
不但要把迫害主要实施和责任人曝光，在律师的指导下，还可以要求做一些信息公开，要求公开他们的“三公”消费啊等等，比如像顺义国保这个部门，可以要求顺义区政府公开设国保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法定职能是什么，要求财政公开它的经费来源。如果财政不愿意公开，我们就可以起诉财政；还可以要求顺义区政府公开顺义“610”设立的法律依据、法定职能人员编制、经费来源，不公开我们就可以起诉顺义区政府。这种非法机构、非法人员，在他们内部也要被曝光，他不是躲在暗处吗，我们就把他拉到明处让大家看看他们！
我们现在就是打破它的黑箱，如果能把这个黑箱破坏，当然好，但是这个要一步步来，至少现在每个案子都要把他们的黑箱凿一个窟窿，让光线能够射进去，那它的那种嚣张、那种狂妄就会消减很多。
记者：现在很多律师有这样的说法：只谈法律，不谈政治，“法轮功问题是政治问题”，所以很多律师是不介入的，您怎么看？
唐：我们做律师，最关心的是人的权利，在具体问题的理解上，可能会有差异，但不影响我们去要求人权或实现人的这些权利。所谓的什么我们只谈法律，不谈政治，这种说法也没什么意思，现代社会里的政治，它是一种公共治理，政治是与每个人都有关的，就是你不谈，你也离不开它，但长期以来，“政治”这个本来应该中性的、在现代社会里甚至比较褒义的一个词，大家都把它理解偏了，好像一说“政治”，这个人就是小人，品行就不过关，其实不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政治权利，我们要去争取，要去维护。
我们需要那些高档写字楼里的律师去为这个社会最需要法律、最需要帮助的人服务。如果说律师不能为这些人服务，那这个职业就有名无实了，因为这个职业最早就是为了平衡政府膨胀的权力，对于相对弱小、个体的私人权利的剥夺的维护，如果律师对他们的苦难熟视无睹，甚至麻木不仁，那我说你已经不是律师了。
就像有人说，在石头和鸡蛋之间，我们的基本立场一定选择鸡蛋，而不是石头，石头对鸡蛋伤害的机会无穷多，鸡蛋对石头构成威胁的概率是很小的。
记者：您当初在州检察院呆了七年，办理过上百起重大公诉案，是优秀公诉员，最后怎么会想到从体制中出来？
唐：对，我工作非常努力，那时各种考试我都尽量考得好一点，刚开始我觉得自己的职业挺神圣的，决心一定好好做，不能辱没职业，不能辱家门。也是受它那套毒害吧，我甚至也觉得自己也有点人上人了，镇压、把人送上法庭、判死刑，然后核准执行，自己竟有成就感。我愿意去图书室，愿意谈学问，谈公共事务，自然和别人闲聊的时间就少，按他们的说法就是书呆子了，脱离群众吧。工作不久，我就发现有人打招呼的和没人打招呼的，出身好的和不好的，最后所得到的法律上的对待，是有很大差异的，时间长了，我那种读书人所形成的风格与这种江湖或者是机关世俗的这种气氛呢，就不合拍；再加上我对一些案子的处理，更多的是从法理上去思考，不会过多考虑上面头头的意图，慢慢地也会让人觉得不爽；而且那种检查评比呀，里头也有很多水分，我可能就会实话实说，上边不满意，我也觉得不自在吧。那时有个老同事就说过我：你那种平民意识、同情心，在体制内要吃亏的。后来果然他说中了，我就下决心出来了。
那时有些东西对我触动也很大。执行死刑……有一年延边法院枪决一个人，罪比较多，抢劫、强奸……八三年严打坐牢回来的。我和检察院的一个法医出现场，去验尸。这人命比较大，打一枪后，本来那些人要撤了，突然我就发现，这人怎么还爬呢？就去报告，当时我的职责就是临场监督嘛，我赶紧和当时执勤的中院法警队长说了，他一看，确实没死透，其实枪打脑袋上就是解决脑死亡，于是法医拿了个医用玻璃棒，伸到伤口里稍微搅一下……人就死了……我记得那人穿一身运动服。
慢慢的……对这事情……还有一次临场监督，一对男女，女的穿一身白，还是想体面些吧，比较坦然；男的有点哆嗦，可能穿得太少，那时都已经下雪了，他还穿着单衣服……把他俩弄跪下，反绑着，枪放在后脑杓……然后，旗一下，就打……执行完后，他们家里人不愿意收尸，不光彩，压力大吧。尸体就经过我们检察院、法院几家签字，最后被延边医学院的卡车拉走了……医院的卡车上盖个棚布，尸体就放里面……我们坐的是挂警灯的轿车，跟在后面……后来在盘山路上，我往下一看，山不挡风的时候，风就把棚布掀开来……尸体扔在卡车上，跟死狗似的……人真是没有一点尊严……
这些年我自己经历了酷刑，不让睡觉、罚站、罚蹲、罚坐、戴手铐、吊着打，包括你坐的地方搁比较亮的灯等等，还威胁什么要犬决、活埋、车祸、被自杀啊什么的，我才体会到，当年在体制内的时候，面对别人的酷刑，我其实是很不用心的。因为体制的惯性，那时我会认为我接触的犯罪嫌疑人，是狡辩，是逃避处罚，那些我也都见过，把笔录纸或者卷宗卷起来，抽脑袋抽脖子拍脑袋什么的……都有……
其实，现在我所做的不只是为了当事人，也是拯救我自己，我要使我自己的良心安，每个人都应该怎样吧，不单纯是清算体制，也清算我们自己曾经参与和维护这个体制的东西。
最开始我和法轮功学员接触，他们管中共叫邪党，那时我想，它坏是肯定坏，但是也不至于这么说吧。但现在，我觉得这个词真是画龙点睛，把根上的东西说出来了。其实，我们自己长期受它的洗脑毒害，还没有做到和它的那套话语体系告别，我们头脑里言语里的党文化是非常多的，也要清洗。
记者：这些年您做“维权律师”受了很多罪，您家人理解您吗？
唐：我看过高智晟写他母亲的那篇文章，非常感动，我也是山沟里出来。有时怕母亲惦记，也时常打电话给她，其实她也唠不了多少，但她听到我的声音或我听到她的声音，心里就踏实一些。
现在过年因为火车票难买，或者因官方特殊原因，就不回家过年了，我母亲也能接受了。最早我离开体制在外面漂，有一年没回去过年，母亲就惦记我，屯里的老人跟她一提起我，她就哭。还有一年，我没回家，到了初五、初六她就上火，牙就肿得特别厉害。我知道后，也确实过意不去。母亲对我做的事，大概是知道一点的，这些事情的意义她倒不一定理解，她的意思是说，在外面要行得正、走得端。
2011年那次我被关了20天，进去时体重近140斤，出来时104斤，我小孩和我前妻就说，你像从死人炉里捞回来的。我当时想，把体重恢复恢复，再回老家看父母吧。我母亲性格比较多虑的，身体不好，我父亲以前就家庭成分不好，再加上那些年我被抓的事，她都会被冲击，一看到我，她会难以承受的。我父亲呢，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道理上很明白，他说越是到他们不行了的时候，就越可能没有深浅，就越疯狂没有底线，他让我把身体弄好，别再三番五次进去，让他们惦记吧。
对父母、对弟弟、妹妹，包括对我的小孩、前妻，我确实是有很多亏欠，我对他们帮助太少。当局无论短期的拘禁、长期拘禁，包括酷刑呀等等，是会对我造成伤害，包括我的家人，但是我发现，自己慢慢是可以承受一些东西的，家里人对我的事情也能够理解，只是惦记我的安全。
社会需要我，如果有更好的人做，我可以歇手，但我歇手，是我自愿的，而不是说是在它强制之下去歇手，因为我在这当中，我也找到了我活在这个世上的价值和意义。
小时我和弟弟在田里一起铲地，开始他落不下我，后来就落下我了，因为我满脑子想我看书的事，我心思不在这儿，看远处的火车，绿皮车啊，货车啊，想坐火车的人很神奇呀，我也要坐火车，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到处走该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我老想那个，铲地自然就放慢了。当时我父亲很生气：就你这样，大煎饼你都吃不上！嗯，我可能不太看重现实的东西吧。
记者：您认为当前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唐：政府封锁得太严密，大多数人很难看到真相，所以传播真相是非常重要的。
普及破网技术、翻墙软件，让很多人能够看到外面，在墙外注册推特、脸书这些东西，在那上边去和别人交流，这些工作都需要做。它的洗脑可洗十年，几十年，我们不敢说十天，可能一个月，最多也可能一年，看了外面的世界，这些人就会明白：原来你在里头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我们要为一个公正环境下的审判准备条件，现在就要去积累相应的材料，当然要争取世俗的结果，因为人的信心也需要一点点地去鼓舞，但我们的努力不只在于伪法庭的不判、少判。像现在比如说判法轮功修炼者、判政治犯、维权人士，无论是前面判的人，还是躲在后面指挥的人，今天做得欢，明天他的判词就写得更详实、更具体，他们就是在用自己今天的这个行为，给他们未来被审准备判词，而我们，要为一个公正环境下的审判准备条件。#
附：唐吉田律师近年被迫害的经历
2008年，推动北京市律师协会直选工作，被律协宣布为非法，唐吉田律师作为主要发起人，被要求离开所在律所。
2009年“六四”前夕，被北京警察秘密绑架并关押在海淀区玲珑路体育中心四天，后转移到朝阳区某宾馆，继续关押到6月8号释放。
2010年4月，北京市司法局以“扰乱法庭秩序”为由吊销唐吉田律师的执业执照。
2011年2月16日，在中共当局打击“茉莉花”中，唐吉田在北京参与了一个讨论援助陈光诚的午餐会，之后遭到北京警方黑头套绑架，被非法拘禁数十天，遭受酷刑，期间感染严重肺结核，后由北京国保送回原籍吉林延吉市，长期被监控。
2013年5月13日，唐吉田、江天勇、梁小军、唐天昊等多位律师在四川资阳探访二娥湖法制教育中心洗脑班，遭到便衣围攻和殴打。
2013年5月，由深圳出境时被罗湖海关阻止，无任何理由被剥夺公民出境权。
2013年10月16日，到黑龙江鸡西市“610办公室”，帮助被强迫拘禁在“学习班”的法轮功修炼者，被鸡西市国保拘禁五天。
2014 年3月21日，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张俊杰四名维权律师及多位公民到建三江农垦总局青龙山农场的“黑监狱”，要求释放被非法拘禁在那里的守法公民，被非 法拘押16天。期间遭受严重酷刑折磨，包括：被戴上黑头套泼冷水；裹着不明东西的木棍殴打；双手被反铐，用升降机一类的东西吊铐；吊起来之后被拳打脚踢， 使得前胸、腿、后背和臀部多次撞到墙上；警察威胁要把他挖坑埋、活体取肾或者“犬决”。
获释后，唐吉田在北京的三个知名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是：十根肋骨骨折，肺上阴影加重，腰椎有结核病变，牙被打坏，胸、腿有瘀伤。本来需要在医院手术治疗，但医方受到压力，突然改变态度，停止手术并催他出院。#
(来源： 大纪元2016年07月09日 《专访唐吉田律师：拆掉迫害的每一个零件》， 《专访唐吉田律师：要准备未来的一个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