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商报》11月10日报导，山西古交市60岁老人王银洞于5月27日被发现吊死在古交市政府的大门上。接到电话通知的儿子王丽文随即赶到古交市公安局，警察出示了一张老人自尽时的现场照片。照片显示，老人吊在市政府大铁门上，脖子上绑着尼龙绳，脖子下垫着卫生纸。老人面朝门外，他的脚距离地面仅仅十余厘米。王丽文随即拿手机拍下照片，却被警察夺走，在删完照片后，才将手机还回。
6月4日，王丽文因涉嫌“遗弃罪”被古交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刑事拘留。几天后其家属便接到邢家社乡政府通知说，可以担保王丽文出来，但要在取保候审申请书上签字保证“王银洞家属不能上访和不能向政府索要赔偿金”。
虽然家属填写了保证书，但王丽文拒绝取保候审，理由是“我没有罪”。
据报导，王丽文有两个孩子分别6岁和2岁，妻子没有工作，一家人的生活来源都靠王丽文在街上摆水果摊的收入。一家四口租住在古交市城北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民房内，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已经占据了房间1/3的空间。父亲刚刚过世，王丽文即遭拘留，这个本就艰苦度日的家庭一下子就垮了。
知情者：因“低保”被取消走投无路自杀
王丽文父亲王银洞曾患脑梗三次住院，他所在的陈家社村原村支书陈润小告诉《华商报》记者，2007年，他当村支书的时候，考虑到王银洞有脑梗，又没有住房等，就给办理了“低保”。“低保”是从2008年开始领取的。得知王银洞的低保被取消后，陈润小觉得村里很多条件比王银洞好的都拿“低保”，不知道为何王银洞的却被取消了。王银洞的前妻说，每年一千多元钱的低保，对于王银洞来说是救命钱。
“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它的保障对象是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2015年，古交市农村低保标准为318元/人/月。
据了解，王银洞的“低保”在3年前被取消，对此古交市邢家社乡党委书记姜玉称，取消王银洞“低保”的原因是王银洞在外打工每年能有七八千元的收入。
王丽文的律师李维锋认为，如果王银洞够“低保”的标准，那么政府不给办低保显然不对；但如果王银洞不够“低保”的标准，就说明他能自食其力，显然，“遗弃罪”就不能成立。根据刑法上的遗弃罪，遗弃的对象是指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华商报》记者在古交市采访时，大部分受访者认为，王银洞自杀的原因是3年前他的“低保”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据悉，他曾经为恢复自己的“低保”多次找相关部门，但都没有结果。
针对王丽文涉嫌“遗弃罪”的证据，记者于11月3日到古交市公安局进行采访，政工室负责人说此事太敏感，要经过公安局领导同意，让记者等电话，但截至11月10日发稿，也未得到答覆。
而就王银洞的低保问题，记者又于11月4日到古交市民政局和邢家社乡政府进行采访，但都被拒绝，理由是要经过宣传部同意。
网民：老人是被政府遗弃的
这一报导被很多网站转载。在腾讯网，有20,856个读者跟帖评论，网民一致谴责政府隐瞒真相，试图推卸责任，让王丽文做替罪羊，从村民与政府之间的“低保”矛盾，转移到父子之间的“遗弃”矛盾，称中共手段太险恶。
一网民调侃：“老百姓上吊自杀了就判其儿子‘遗弃罪’，跳楼官员摔死了应该判其家属‘抛弃罪’”。
网民“辞约意丰”说：“上访人的诉求投诉无门，长期得不到解决，只能求死，却死不瞑目。死了白死，不会有人被问责，反到是诛连到自己的儿子，天理何在？”
博客作家姚文晖认为，老人因讨要“低保”未果而上吊自杀，却以“遗弃罪”将儿子抓捕，这明显是政府在推卸责任。他在其博文《谁遗弃了政府门前上吊的老人》中写道：“相信所有看了这则新闻的人，都不难找出这样一个逻辑链条：当地政府为挽回面子、推卸责任，妄图移花接木、嫁祸于人。可以引为佐证的是，王丽文被警方逮捕后不久，有乡政府官员给王丽文家属带话，让写一份取保候审申请书，就可以将王丽文放出来，然后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但前提是，要同时保证‘不上访，不向政府索要赔偿’。这简直就是欲盖弥彰。”
他认为王银洞老人的确是被遗弃了，是被当地政府所遗弃。
另一博客作家知风则认为，一位老人吊死在市政府大门上，而不是自己家里或其它地方，表明他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用决绝的方式表达对当地政府的不满。他在文章《被“遗弃”的老人死错了地方？》中写道：“上吊自杀选择了当地市政府的大门，除了‘冤有头债有主’是找不出更好的解释的。”
他说，警方避开“低保”问题，而直接以“遗弃罪”快速将儿子抓捕，似乎是要尽快擦掉老人留在市政府大门上的“污渍”。当地政府急于找一个“死因”，来转移视线，推卸责任。“而以‘遗弃罪’逮捕老人的儿子，就结果而言，一是把老人的死因归于被子女遗弃（而不是因为‘低保’被取消）；二是可以避免可能引起的上访以及有效控制上访的主角。”
而名为“咸菜坛”的网民在天涯论坛中表示，在中国社会，自杀，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放弃生命的行为。一般都是一种对他人的控诉。在政府的大门上吊死，很明显，老人控诉的是那些偷走了他“低保”的贪官。
曾有媒体报导，湖北襄阳市，许多人开着小车领“低保”，经清查，发现23,000多人冒领“低保”。一个市里，就有两万多人骗“低保”。
“咸菜坛”在其论谈中写道：“一个老人，‘低保’被别人取消，无法生存，最后自杀。显然，这些政府人员涉嫌犯罪。可是目前却没有什么机构能够监督它、惩处它。为什么会这样？说来说去，还是因为我们没有独立的司法。”他认为，公安局、法院、当地政府都是“一家子”，让他们互相反贪腐，肯定没有结果，要想控制舆论，不是隐瞒真相，就是找个替罪羊，来转移人民对贪官的问责。
推卸责任是中共一贯作风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山西老人在政府大门上吊自杀，警察迅速将儿子抓捕，并称其涉嫌“遗弃罪”，此种做法其一，可以转嫁罪行，将政府罪责转嫁给儿子，从而控制舆论；其二，可以用此来威胁家属，如果要儿子不被判刑，就必须保证家属不上访、不要向政府索要赔偿金。此种“流氓”手段被中共普遍使用。
据大纪元早前报导，2010年11月30日，广东省揭东县龙尾镇高明村政府以扩建公路为由强拆民房，村民钟彩云在自家被强拆后的顶楼天花板上上吊自杀，村政府不仅强行抢下尸体，还殴打死者丈夫，并逼迫死者丈夫承认是自己逼死老婆，公安人员甚至叫其谎说老婆是因输六合彩想不开才自杀。
据西藏之声报导，2012年10月6日，西藏安多甘南州合作市年轻藏人桑杰嘉措为抗议中共高压统治，在当地多河寺左面的佛塔前自焚身亡，中共当局曾劝说桑杰嘉措的家人，若能写下桑杰嘉措是因为夫妻纠纷问题选择自焚的书面承诺，将会获得100万元的补偿金，遭到家属拒绝。
社会民主人士魏晓峰在其twitter上写道：“一旦发生事故，隐瞒真相、推卸责任、甚至栽赃嫁祸，是中共官员的普遍做法。”
今年6月发生的4名留守儿童自杀事件，引起舆论质疑，当天在10多名村干部家访后，4个孩子便一起自杀身亡，网民质问：“这么多人去家访为什么？天真无暇的孩子在家访后马上自杀为什么？”许多人怀疑这些村干部是去逼要“超生费”的。为了证明孩子有厌世情绪，官方便拿出一张遗书，说是13岁哥哥写的，针对遗书内容及笔迹，许多网民质疑遗书的真实性。
而之前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中共一直隐瞒真相，直到新西兰政府出面干预，才让真相浮出水面。据新西兰电视台的《早餐》节目报导，新西兰总理克拉克说，她的政府早就向中共政府通报三鹿奶粉有毒。但是中共方面置之不理。中共河北当局拒绝采取行动回收有毒奶粉后，新西兰政府不得不公开“拉响警报”， 揭发三鹿奶粉遭染。她说：“我想，地方官员最初是倾向于试图把问题掩盖起来静悄悄处理，避免公开回收。我们在新西兰绝不会这么做的。”
李林一表示，在中国，从SARS病到汶川大地震、从动车事故到天津大爆炸、从环境污染到桥梁倒塌等等，中共无不采取一切手段隐瞒真相，隐瞒不住就推卸责任，找替罪羊或栽赃陷害，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最终受害的只能是中国的老百姓。＃
（来源： 大纪元2015年1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