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8-29


《美国移植杂志》长文曝“中国死刑犯器官摘取”黑幕

        专业医学期刊《美国移植杂志》近日在网上发表题为《发生在中国的死刑犯器官摘取》文章,文章提出三大质疑,尤其是质疑中国用于移植的器官来源。文章表示,中共出尔反尔,对是否淘汰使用死刑犯器官的说法前后自相矛盾;外界忽略了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器官。文章说,2014年强摘器官在中国继续发生。

文章建议,必须立即停止在中国的强摘器官行为,建议取消中国使用死刑犯器官的法律,在军队医院和民用医院无条件的推行这一禁令,国际社会应进行跟踪监督。

本文的作者分别是:英国伯明翰的伊丽莎白女王医院肾移植科的A. Sharif医生、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悉尼医学院运动、保健及康复项目的M. Fiatarone Singh医生、华盛顿DC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DAFOH)执行主任T. Trey医生、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Sheba医学中心和Sackler医学院心脏外科的J. Lavee医生。

《美国移植杂志》表示,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DAFOH)是由医生们创建的一个独立团体。

第一大质疑:死刑犯的器官捐献者减少 其它器官源自何方?


文章说,针对中国移植展开调查的数据揭示了很多分歧。首先,和一般的中国人群相比,等待行刑的死刑犯的“同意”过程,必须要异常成功,拒绝率几乎忽略不计(方可)。这是极其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民众自愿捐献器官在传统上是不存在的。数据显示,2003~2008年,在十三亿的茫茫人群中,中国只有130例自愿器官捐献。

如果应用到囚犯队列中,中国民众(器官移植)平均同意比例每年将需要达数百万次(死刑)行刑,才能保证为每年1万例的器官移植提供充足的器官。中国死刑执行的数据依然不公开,但是估计每年为3000~5000例。虽然这一数量比世界其它国家的总和都多,但近期的趋势显示,这一数量在下降。

文章质疑,如果“官方”代表的死刑犯的器官库变少,剩余的器官源自何方?如何实现每年这样高数量的(器官)移植?

并且,如果每一个囚犯都被视作足够健康并愿意捐献器官,恰好在器官匹配接收者(时间)可行的同时被安排行刑,这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

第二大质疑:中国军方医院有没有摘取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


第二个最受关注的悖论是,这提出了一个问题--不论器官在行刑后摘取,或者是死刑判决根据事先筛选的囚犯的器官摘取的要求(来行事),在过去十年来,器官捐献的来源一直存在严格审查的问题。但是最近的指控显示,中国特定的少数群体被迫害,以便(当局)将(其器官)用于移植。

“(中共)强摘少数群体器官的最全面调查聚焦在法轮功学员身上。”

报导说,调查得出结论,大量的法轮功良心犯因无法确认的“过错”而被处死。法轮功学员是最大的受迫害群体,有证据显示,中国其它的少数群体,比如维吾尔穆斯林、西藏人、基督教徒遭受了类似的命运。

“劳改系统(监狱、劳教所)提供稳定的器官供给来满足需求。由于军队医院对劳改系统有更大的军事控制,和民用医院相比,其更具有(使用监狱器官)的潜在可能。中国的军队医院听命于中国解放军,后者在中国拥有独特的政治地位和自治地位。其体制几乎完全缺乏透明,使得更难核实器官来源。因此,必须明确区分中国的军队医院和民用医院,两者有不同的规范和财务补给。尚不确定重组一个系统是否会令另一个系统同时重组。”

第三大质疑:病人未抵达前 中国何以承诺可提前数周安排移植手术

文章说,对劳改系统的利用和中国器官移植被广而告之相一致,中国器官移植中心的网站称器官的等待时间只有几个星期。“举例来说,不同寻常的、为器官移植游客提前两周安排的心脏移植可证实的案例已经对外发布。”

“中国当局至今一直否认额外的器官来源,但没有提供官方宣称的器官来源的可证实信息。”

过去50年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的典型事件


文章说,中国被公认为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文章还以图表的形式列举了过去50年来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的典型事件:

1960年代 中国进行第一例人体器官移植;

1972年 中国进行第一例活体相关的肾脏移植;移植项目开始“兴盛”和扩大;

1984年 中国制定规范允许死刑犯捐献器官;

1999年 法轮功被中国官方禁止,迫害开始;

2005年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承认95%的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

2006年 麦塔斯-乔高的调查报告指控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同年,据报导,中国的器官移植创下纪录,达2万例;

2007年 中国在哥本哈根的世界医学会大会上承诺停止摘取死刑犯器官。 据估计,每年的移植数量超过1万例;

2010年 中国红十字会在网上公布器官资源捐献时间表,但这没有加大器官捐献的数字;

2013年 “杭州决议”呼吁在2014年6月以前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

2014年 中国宣布在新的计算机(器官配置)系统中,将死刑犯器官和自愿捐献器官进行合并。

中国警方医院参与强摘器官在美国听证会上曝光


文章说,中共当局过去一直否认使用死刑犯的器官用于移植。直至2001 年,天津武警总队医院的一位前医生(王国齐)在美国国会的全球人权及国际行动委员会作证,此事才第一次引起公众的关注。在他的证词中,王国齐谈到子弹打中死刑犯脑袋后,他们的器官被摘除,有时甚至是在他们死亡前(被摘除);并且,非法的器官贸易和中国的司法系统弊端同时存在。这样的做法在中国器官捐献系统中存在,并且为国际器官移植的游客的有利可图的交易提供支持。

2013年中国当局依然使用死刑犯器官


“中国当局一再坚持,在儒家思想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对死刑犯而言,同意器官捐献可被认为是一个悔改行为,在道德上值得赞许。2013年11月1日-2日,中国器官移植大会在杭州举行,据报导,1161位死亡器官捐献者2013年为3175次移植提供了器官。加上活体肾脏移植占2013年中国所有器官移植的49.4%。根据中国官方数据,反过来,这意味着中国目前继续依赖于死刑犯器官,死刑犯器官占所有器官移植数量的50.6%。”

强摘良心犯器官被忽略

文章说,到目前为止,外界一直未能重视强摘良心犯器官。

良心犯被定义为“身体上被限制(被监禁或以其它形式)表达其诚实持有的、不提倡或纵容个人暴力观点的个体”。良心犯因信仰而被监禁或被处决,这导致更严重的(器官)滥用......未能意识到中国良心犯被强摘器官的困境,这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疏忽。

中国当局2014年继续强摘器官


文章表示,2014年中国当局继续强摘器官。

“中国摘取死刑犯的器官受到国际谴责,但是这种做法在2014年依然没有减弱。中国当局反覆声明已经采取建设性措施以符合公认的道德标准。虽然一致认为摘取死刑犯器官是不道德的,由于自愿和知情同意器官的缺乏,鲜有报导从没有授权同意的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过去几十年来,影响积极变化的策略没有终结这种行为。”

“中国的器官捐献和移植在过去几年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反映在摘取行刑犯人器官(包括死刑犯和良心犯)问题上。”“这令外界看到中国停止强摘器官的努力是自相矛盾的。”

“尽管国际社会长期谴责以及中国(当局)一再保证,摘取死刑犯器官的行为在今天的中国依然继续。这吸引了全球的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游客。”

中共官方移植改革自相矛盾


中共官方的移植改革说辞前后自相矛盾。文章说,尽管(中国)当局在过去几年发布多次声明,计划逐步淘汰依赖摘取死刑犯器官(进行器官移植),但却从没有停止过。中国当局最近的声明再次勾勒出“计划”,拟“逐步淘汰”对死刑犯器官的依赖。

然而,现在(当局)又提出:进一步加强来自于死刑犯的器官捐献的规范,并将其整合到现行的公共自愿器官捐献和分配系统中。

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一个媒体采访中提出,死刑犯器官摘取将被名正言顺的归类为和其他公民一样的“自愿”捐献而继续使用。

黄洁夫说:“死囚可以自愿捐献器官。有捐献意愿的死囚的器官一旦纳入我国统一的分配系统,就属于公民自愿捐献,不再存在死囚捐献的说法。”

“戒不掉”对死刑犯的依赖

文章说,卫生部中共器官移植应对系统研究中心主任王海波(Wang Haibo)也于近日在一个记者采访中证实,(中国)缺乏戒掉对死刑犯器官依赖的时间表。

中国最近的报告和杭州决议(the Hangzhou Resolution)自相矛盾。(在杭州)各大移植中心的主任们签署了一项承诺,限制使用死刑犯器官。

新系统成为“器官洗白”的手段

中共当局最新公布的措施(如电脑器官分配系统)都没有积极的步骤,以允许更加有组织和公平的分配制度,但是机制进一步确立,允许更加有效分配不道德摘取的器官。根据提议,新系统变成一个巨大和复杂的器官洗白(organ laundering)的形式,使用囚犯的器官,来供应不断增加的当地和国际(器官移植)需求。

黄洁夫无意间证实器官捐献没有事先获死刑犯的明确同意


对于黄洁夫的这次采访,文章说,“就我们所知这是第一次,黄洁夫也在这次采访中无意中证实,摘取死刑犯的器官没有获得他们的明确同意。黄洁夫强调:‘今后,死囚器官捐献也将需要本人和家人同意,就和公民捐献一样’。”

(来源: 大纪元2014年0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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