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参与了周二晚间对峙的《新京报》记者向《华尔街日报》讲述了事情经过。
昨晚八点半左右，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严力强到我们报社，在四楼的会议室，找人谈话聊天，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是跟《环球时报》的社论有关系。
后来，到了11点半多，我们领导说，我们今天要快点签版，争取在12点半前签完，迟到一分钟，都有可能变成耻辱。当时我们还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
这时，四楼会议室里的北京市委宣传部领导还没走，我们报社的高层领导们都在跟他们开会，他们在交涉关于是否刊登《环球时报》社论的事情。
宣传部的领导态度很明确，9号一定要登这个社论。我们报纸和《潇湘晨报》是被点名必须要登的。
这个会谈持续了很久，至少两个多小时。我们的记者编辑签版了之后，都在远处看着，透过会议室的玻璃门关注事情的发展。
我们听说严力强代表的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鲁炜，而鲁炜受到的是更高层次领导的压力。当时我们新京报主要领导的意见是不登，所以情况很剑拔弩张。
我们听说戴社长和王跃春总编都表示，如果登了，他们就辞职。
12点多的时候，一线的采编人员听说了消息之后都纷纷从家里回到报社，关注事情的发展。
其实昨天大家都很高兴很骄傲我们的领导决定不登（《环球时报》的社论）。我们以为，只要再坚持几个小时，这事情就过去了。
但事实上，我们后来感觉到，压力真的非常大，据说领导在等消息。他们的条件是，不管发多长篇幅，哪怕只是一小块，也要发（环球时报社论）。
戴社长和其他领导看到我们的记者编辑都从家里赶过来了，就把我们叫到一个会议室里，他问我们的意见。大家都说反对刊登。我们也讨论了，如果不登，对报纸和我们来说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报纸有可能就不能出了，据了解情况的同事说，上面是做得出这样的事情的。大家听到这里，都沉默了。 （开始啜泣）
到了1点半的时候，版被送到印刷厂去了，但印刷厂被通知要暂停印刷。
我不认为这是妥协，我们做了我们能做的。（哭泣）
至于戴社长是否已辞职的问题，我个人无法代表戴社长，但他和王总编在跟我们谈话的时候都谈到了辞职的事情，而且根据另外一个参会的高层，戴社长和王总编都在宣传领导面前口头说过要辞职的话。但接下来，报纸的高层究竟怎么变动，我们现在谁都不知道。
我们一直在会议室外面关注，可以看到领导们的脸色都很阴暗，现场气氛非常紧张。
我们为什么不登这个《环球时报》评论的原因是，这个所谓的评论根本不符合逻辑，不符合良心，也不符合我们新京报一贯的风格。
本来《南方周末》的事情其实跟我们报纸没有太大关系，就因为我们拒绝刊登这个评论《南方周末》事件的评论文章，我们就要如此蒙难，我们真的无法理解。新京报每天接受的禁令、检查和打压难道还不够多么？现在看来，他们弄死一个报社就跟弄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来源： 大纪元2013年0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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