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7年黄历正月，36岁的宋英宗病逝，20岁的皇太子赵顼（音 须）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108年，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官场越来越臃肿，而行政效率则越来越低。新皇帝血气方刚，不愿意看到这种暮气沉沉的局面，很想有一番作为。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 人才为本”。
可是，到哪里去找既敢于改革又善于理财的人呢？他想到了王安石。
王安石志在为民变法
在王安石看来，做什么官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能做些事。如果在朝廷做大官而不能做事，那就宁肯在地方上做一个能做事的小官。可见他不同于一般的的名利之徒。他 曾给仁宗皇帝上过万言书，但没有被采纳。王安石认为改革时机未到，于是，他一次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继续在地方官任上实践自己的理想。
王安石“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更重要的是，他还“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其实就是他后来变法的预演了。这样一来，当王安石官至宰相，改革变法时机成熟时，王安石就有了足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
就说免役法，它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事实上宋代的力役，种类太多。麻烦在于，“役有轻重劳逸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因此，有钱有势的缙绅人家服轻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在孤苦无告的贫民身上。
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农民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 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寺观出一半，叫“助役钱”），比较公道；第三，社会上的闲散无业人员找到了差事。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败涂地。在变法期间，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抗议的事情。有 些人以为君权专制，其实古代正常时期的皇帝和大臣一般都很注重民众的呼声。一个官员执政不利而遭到百姓反对，那这个官员十有八九要倒霉。只有出现农民暴动要推翻官府之类，国家才会镇压。在治国之道中，人民不是草芥，而是“子女”，所以才有“爱民如子”的古训。宋神宗和王安石也是想革除弊病利益人民，实际上 却大大伤害了人民。因此，停止变法结束伤害就是必然。王安石最后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惨败。甚至几百年过去了，民间还流传着咒骂王安石奸相的民谣。
变为恶法而惨败的原因
在王安石看来，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加上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因此，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天变不足畏，人言 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有此信念，在他看来，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
王安石始料未及的，是怎么也想不到他的改革帮了腐败的忙！
比如青苗法。其实，青苗法应该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一种了。一年当中，农民最苦的是春天。那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所谓“青黄不接”。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加息偿还。利息当然是很高的，是一种高利贷。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 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作担保，是一种“抵押贷款”。当然，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农民就只好卖地了。
而青苗法，就是由国家替代富户来发放这种“抵押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自然较富户为低。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也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然而实际结果却极其可怕。
首先利息并不低。王安石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高了，而各地还要加码。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 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 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而且，由于执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还要高。
利息高不说，手续还麻烦。过去，农民向富户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后来向官府贷款，先要申请，后要审批。道道手续，都要给胥吏衙役交“好处费”。每过一道程序，就被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从中盘剥一回。
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就更是硬性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
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
市易法也一样。熙宁五年（1072年），一个名叫魏继宗的平民上书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富户奸商便趁机进行控制，牟取暴利，吃亏的自然是老百姓。因 此他建议设置“常平市易司”来管理市场，物价低时增价收购，物价高时减价出售，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具体办法，是由朝廷设立“市易司”，控制商业贸易。这 个办法，是动用国家力量来平抑物价。当然“市易司”也不是专做亏本生意，也是要盈利的，只不过并不牟取暴利而已。比方说富户奸商一文钱买进二文钱卖出， “市易司”则一文钱买进一文半卖出。盈利虽不算多，也能充盈国库。
但这样一来，所谓商业主自发形成的民营“市易司”就变成了一家最大的“国营企业”，而且更有权“垄断企业”了。
事实也不出所料。所谓“市易司”，后来就变成了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他们的任务，原本是购买滞销商品，但实际上却专门抢购紧俏物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成朝廷下达的利润指标，也才能从中渔利，中饱私囊。
深层体制思考
今天回头看王安石，不能不惊叹他的思维超前，国家公有制的思维模式是他改革的基本思路。
在王安石眼中，首先默认的是国家即高尚、有公心，可以克制私人经营的暴敛和不均。因此，他把私有的权利收归国有，加强国家直接的控制权，以打击不法害民之 徒。但是，在一个专制体制中，至高的政府权力一旦与经济利益挂钩，国家垄断、权钱交易、层层盘剥的体制弊病很快就会凸显出来。所谓国家的监管部门竟成了最 大利益集团，如果官员品行不正，监管部门就会变成最有权势的腐败恶势力。过去受害的百姓跟个体的恶人斗，还有国家主持公道，而新法使受害的百姓完全沦为无 处讨公道的弱势群体，跟国家的政策怎么抗衡？那就更是苦不堪言了。最后必然是被逼迫群体上访抗暴。这都是官府与民争利，背离天道，制造的社会混乱和不稳定 。
好在，那时的皇帝还是很注重民众的呼声，没有为了自己的政绩面子继续折腾下去。
所以，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革。他们不害怕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都不做。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比方说，朝廷要征兵，他们就收征兵费；要办学，他们就收办学费；要剿匪，他们就收剿匪费。反正只要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趁机雁过拔毛。在专制给了官员充分的腐败机会的体制中，改革就是他们个人营私发展的大好机会。
改革帮了腐败的忙，这恐怕是王安石所始料未及的。千年后如果还像王安石那样改革，如何才能不步他的后尘呢？
(作者﹕琴心, 来源: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