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蔡文彬主编的《赵紫阳在四川（1975-1980）》一书披露，赵紫阳文革时期在四川工作时，曾为阿坝地区的所谓“新叛”民众进行平反，以及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确定了达赖喇嘛回归日期，让外界看到了中共封锁西藏的历史和现状的真相。
德国之声27日的一篇署名文章写到，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在为蔡文彬主编的《赵紫阳在四川（1975-1980）》一书作序时，开篇四句话，一语中的。“眼前这五十多篇，不是词章家的笔墨，不是旁观者的咏叹，都是过来人的心血”。鲍彤说，主编蔡文彬对杨岭多吉的采访《一个民族干部心中的赵紫阳》，对他产生极大的触动。
胡赵时代确定达赖喇嘛回归日期
文章说，赵紫阳离开四川之前，已经提升杨岭多吉担任副省长，后来又把他调到西藏担任领导。赵紫阳对杨岭多吉说过：经历了文革，大彻大悟。就是要改变我们过去的那种执政方式，动则整人的方式。
杨岭多吉说，他亲身体会到胡赵时代是实现民族和解的最好时期，开始把人心凝聚起来。1980年12月至1985年6月，杨岭多吉在西藏担任自治区领导，他说：“那段时间，中央有五条对达赖喇嘛的政策，那是争取达赖回归，而不是不要他，当时谈得具体，回归时间都确定了，关系非常缓和，藏区也比较平静。”
文革阿坝“新叛”源于“支左”杀人太多
文章还说，杨岭多吉在阿坝州上任后，到马尔康、理县、汶川、黑水、松潘等地了解民情，一路问老百姓：“你家里有多少人？是什么人？”他们的回答，不是说自己哥哥叛乱，就说自己父亲或者舅舅叛乱了，几乎家家户户都在说自己家里有叛乱分子。杨岭多吉惊讶怎么到处都是叛乱分子？就组织州委成立工作组，亲自担任组长，着手调查。
所谓的“叛乱”发生在1968年，涉及到四个县：阿坝、红原、若尔盖、壤塘，还有松潘的一个藏区毛尔盖区，总人口涉及十五、六万，“叛乱分子”达到三万。起因是阿坝地区两派群众在念经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争论和冲突。当时支左部队支持一派，压制一派，在一个小山坡上架起机枪，被打击的一派心怀不满，就组织一百多人的马队冲击山坡，部队竟然用机枪扫射。
按老百姓的说法当场打死了六十一个人，省里政法部门调查确定打死了四十五个人，打伤的就更多了。向上级汇报后，因为死人太多，无法交账，就定性为“叛乱”，经过层层上报，居然得到中央军委、国务院批准为“新叛”，与五九年“老叛”加以区别，实行平叛。调查之后，杨岭多吉把结果憋在心里两年没敢说。
内地武斗是造反，民族地区武斗就定叛乱？
文章说，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召开民族工作会议，赵紫阳第一个点杨岭多吉发言。杨岭多吉就谈到1968年阿坝地区的“新叛”，他以个人名义提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平反。”
赵紫阳听后很激动，马上指着台下坐着的省委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书记郜志远说：“这些问题你以前怎么没说？”郜1972 ～1977年任中共阿坝州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此前到阿坝视察半个月，都由郜陪同，郜没有向赵紫阳汇报“新叛”这件事，赵紫阳从没听说过，因此很生气。
郜志远说：“这个问题我们以前已经解决了。”杨岭多吉反驳：“这个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解决的只是‘扩大化’的问题。这个要平反，这不是‘叛乱’，为什么内地武斗就是造反，民族地区武斗就定成了叛乱？”
这次民族工作会议结束时，赵紫阳在做总结报告时说：“看来这不是叛乱，应该平反。”1979年又派省里三家政法部门到阿坝调查，写出“平反”的调查报告。
89之后民族政策大逆转
但之后，198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下达33号文件《关于四川藏区反分裂的通知》，说藏区要叛乱。已经回到四川担任省政协副主席的杨岭多吉就到阿坝去看，他说：“哪里有分裂？哪里有叛乱？他们先说是寺庙，我就专门在两个不同的寺庙里睡了两个晚上，安静得很！怎么会有叛乱？为什么要叛乱？我怎么看不出一点要叛乱的情绪？”
文章说，到了2007年8月，情况就不同了。时任省委书记的杜青林开了三次会议分析藏区，认为“全国藏区分裂问题上隐蔽活动最严重、公开破坏最突出、分裂案件最多。”
(来源: 大纪元2011年1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