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09”事件后陆续被捕的律师，目前多数人已被释放，少数几人被判刑并当庭“认罪悔过”，有的被“电视认罪”后取保，有的取保后被噤声。1月12日，忽然被释放的律师李春富言行异常，经医院诊断患了精神分裂症……这些律师在被关押期间都遭遇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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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 |
1月18日，两份《会见谢阳笔录》在网络发布，记述了“709”律师谢阳在被监视居住期间，中共警方对他的殴打折磨及刑讯逼供、刑讯自污、刑讯认罪的事实。
谢阳被警察指定三个方向写“自述材料”：“要么是为了名，要么是为了利，要么是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并被要求揭发检举构陷其同行，这样就会立功，获得取保释放。
笔录记录了中共警察的惊人之语：
“我们整死你像整死一只蚂蚁一样。”
“在这里面不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应该是我们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你别以为出去以后可以告状，我告诉你，你告状也没有用，你这个案子是北京的案子，我们代表的是党中央来处理你这个案子。我们即使把你弄死了，你也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是我们弄死你的。”
“我白天休息得很好，每到晚上这个时候我就很兴奋，我就是要故意折磨你，你看着，我要把你折磨成一个疯子，你别以为你以后出去还可以做律师，你以后就是一个废人……”
“我们有的是资源和手段，这个案子，我们没有任何限度地往下整，包括你在的律师事务所，你的同事朋友，我们想整谁，想怎样整就怎样整。”
中共警方还以谢阳的妻子和孩子的生命相要胁，原话是：“你老婆孩子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现在这个社会交通事故比较多。”
近日，“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又披露，仍被关押的律师李和平及王全璋，在指定六个月的监视居住期间也遭受强电击等酷刑折磨，致当场晕厥……
作为“709”事件的当事人、《会见谢阳笔录》的发布者，39岁的北京律师陈建刚近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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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请问您和“709”事件的关系？
陈建刚：“709”他们没抓我，我本人非常意外，当时我已经做好被抓的准备了。因为第一个抓的是王宇和包龙军，在北京的律师中，我个人认为我和他们的关系最好，我们感情最亲近，我也经常和王宇一起做案子。当时警方几次对我威胁训诫，不要说话、不要写文章之类的。现在大风潮渐渐过去，抓的人大部分被放出来，我又成了“709”谢阳律师的辩护人，而且他的案件中有很多材料与我有关。
最初我是“709”谢燕益律师的辩护人，但后来官方指派了律师，家属聘请的律师不让上。在我之前有很多律师要求见谢阳，都碰壁了，因会见不成也控告过很多次了。现在是一年半以后案子到了法院，我才开始介入，他们再没有理由不让会见。
谢阳是个非常刚强倔强的人，宁死不低头。他不接受官方指派的律师，要求自己聘请律师，如果还不让律师接见，就无法开庭。警方也还没有像天津警察对待李和平及王全璋那样，无耻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吧，所以，最后我见到了谢阳。
我和谢阳相识、相知、相友爱，他当然要和我说实情了。我们会见的房间有四个摄像头，之前我被训诫，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很多规矩的。本来律师会见可以拎包带手机的，但我还是按他们的要求，把东西锁在柜子里。和谢阳交流时，他们有次突然闯进来，问谢阳是不是哭了，问他情绪是否有问题，等等吧。总之，监控是异常严密的。
“作为一个人和猪狗的重大差别之一就是，人能说话，而猪狗不能说话。”
记者：您在会见谢阳的笔录中记录，警察对谢阳律师说：“我们整死你像整死一只蚂蚁一样。”您认为警察为什么敢这样做？
陈建刚：会见谢阳，使我了解到警方办案的过程、方式。这也不是意外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如何逼迫当事人招供，警方等侦查部门有很多丧尽天良的手段。谢阳的经历让我看到，中国的警察多么卑劣、多么无耻、多么恶毒、多么没有底线。
在这个体制里，他们很清楚写在纸面上的法律都是骗人的，他做违法的事情，残害人权的事情，他并不惧怕法律，法律没有用，他不怕。怕天理报应？怕三尺头上有神灵？无神论教育啊，几十年了，哪有神？没有天理。怕当事人的报复？能吗？他们掌握公检法、特警，掌握国家所有的暴力机构，可以武装到牙齿，而老百姓拿一个弹弓就视为违法，打靶的玩具枪都是枪支，拿玩具枪会判无期。当事人如果报复，他就可以把那一家人都消灭掉。
他不需要怕，他有恃无恐，他恃的是什么？他恃的是领导的安排、领导的指令，领导给他这个活儿，干得好会奖励他，他会升职加薪啊。作为想在领导面前表现，没有良知、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渴望升职的警察，就没有什么可以制约他的了，让他杀人他都会干的！他只怕领导的一个眼色。
记者：“709”案发后，您感到过恐惧吗？
陈建刚：我被抓过几次，短时间扣留拘押，但没有受过酷刑，他们还没有打在我身上。曾经有律师把我发的东西转发了一下，就在职业上受到了处罚，但我还一直没出什么事。
人权律师被污名化，说反党反社会、颠覆国家政权什么的，我母亲就对我有很大的意见，经常打电话骂我：“你在网上胡说八道，这个党好那个党好的，你惹祸招灾，你活够了？”
“709”开始时我很担忧啊，当时孩子很小，老二还不到一周岁，老大四岁多。因为我们家和全璋家差不多，妻子是家庭主妇，不问世事的，照看两个小孩，我又不是挣钱的律师，没有什么积蓄，全部家庭责任就我一个承担，如果我被抓进去，他们怎么过？那时我就尽量多陪小孩吧，因为不知能陪多久，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把我抓进去。
“709”以来我妻子也慢慢见识到了，她当然担心，也还是理解的，但我确实无法平衡我的律师职业和家庭的关系。
都知道我发言一向激烈，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我的底线是：作为一个人和猪狗的重大差别之一就是，人能说话，而猪狗不能说话，只让我活着不许说话，和猪一样，或者为了活得好一点就要摇尾巴，跪地喊万岁，那像狗一样啦，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我宁可坐牢或者死掉，我不能接受这种生存状态，我不愿意为了安全就放弃言论的权利。
“我们国家没有法律，只有党的意愿。”
记者：您认为法律是什么？在目前的中国，法律又是什么？
陈建刚：比如说在台湾，法律是立法院通过才能产生效力，议员是一张张地磕头拜票，一票票地拜，老百姓信任他，才会给他一张选票。法律不是一党总书记或党魁的意愿，它是全民的公议，任何人都受法律约束。
但在独裁专制的国家，法律就是统治自己人民的工具，是统治者装饰自己的招牌。
比如所谓一国两制的现状，最近香港选出了两个二十多岁的议员，但全国人大马上就能迅速地造个法，把议员的资格剥夺掉。在专制的手中，法律就像泥巴一样，可以随意地捏。
我们国家没有法律，只有党的意愿，它只是统治律师、老百姓用的。律师抗争只能依据法律，法律已经失效了，那么抗争就是秀才见了兵，你和它讲道理，它就抽大刀砍你。
了解内情的都知道，冤案昭雪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是不得已，并不是律师抗争来的，它完全可以把一个无罪的律师消灭掉。
“他们在基层干的坏事太多了。”
记者：以前您经常在网上发表中共当局不喜欢的言论，请问是因为您个人有过什么遭遇吗？
陈建刚：我从小就对国家、对政治体制、对共产党有想法。我生在山东农村，我看到的就是村干部、党支书贪污公款，大吃大喝，醉生梦死，耀武扬威。
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领导干部，他们对村民无耻无赖无德，老百姓在他们的手中受欺压凌辱，却只能逆来顺受，还要给他们送礼请客。他们在村里的大喇叭里乱吼，通过各种手段吃拿卡要，通过计划生育敛财等等，像流氓一样，让我难以接受。
我不是因为我家遭受了什么才愤愤不平，我亲眼所见，乡政府带来一群流氓欺压我们邻居，像古时候战争攻城门一样，数人扛着一根圆木撞墙，把人家新盖的房子前后左右都捣出大洞来，有的是把房顶掀下来，把房子夷平，牵牛，搬人家粮食，抢走财产，连门都弄走。本来就穷得当当响，不给人家活路啊，就因为没得到批准而生了孩子。
当年我家里的婶子马上就临产了，被要求强行堕胎，一个男婴啊。但我们那儿祖祖辈辈的顺民，不敢有任何反抗，连说一句话都不敢说。
他们在基层干的坏事太多了。我记得我们县一个干部通过大喇叭讲话 ：“上面开会，如果领导批评我，让我站起来，那我就让你们全部倒下去。”有钱的买着生，有权的明着生，没钱没权的偷着生，逃跑嘛。
我读初中时，当地有对小夫妻生因为多生了孩子，逃跑了，结果乡政府搞株连，把家里的老奶奶抓走，栓在铁链子上，放到狗洞里，和狗一起关着！就在乡政府。有什么人权啊，活得和狗一样。
还有一个邻居，因为生孩子就给抓到乡政府毒打。我见得太多了，80年代抓大量的妇女到县医院流产堕胎，然后像扔垃圾一样扔掉，有些婴儿弄下来还是活的，直接杀人嘛，这种罪恶居然是政府组织人光明正大地干。
高中时，我听过我们学校党委书记给教职工开大会，在下面的我们听得清清楚楚啊，大喇叭广播啊，他说，“如果我因为没搞好计划生育工作挨了批评，你们想一想，我这股急劲，我必然会发作在你们身上！”这些老师有什么人格尊严呢？无人权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个国家烂到了极点。这就是我成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
“孙中山说过，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记者：在您成长的那个年代，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这些啊，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的也不是这些啊？
陈建刚：对，从小我几乎没有朋友，我爱看书，总喜欢瞎想一些问题，比如社会问题，一党独裁的问题，民主法治啦什么的。虽然课本上学的是共产党是工农先锋队等等，但现实是老百姓都受欺压啊，这个国家坏到不能再坏啦。
台湾龙应台先生的书对我影响非常大，那本《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虽然一些敏感内容删掉了，但那辛辣的风格合我的口味，我大为震动啊。她说，如果你认为国家需要改变，这把野火合你的口味，就请传递这把野火。当年台湾也有个“龙卷风”，很多台湾学生就把她的文章在街上散发。
我当时很天真啊，我也把龙应台的书给很多同学、老师看，但他们没有一个像我一样，有很振奋的感觉，有想改变这个国家的感觉，没有。他们甚至嘲讽我，在他们眼里，我就和精神病一样，他们说，你想这个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的青少年期是非常寂寞的，我没有可以交流的朋友，一直到大学还是这样。后来我有了微博，发现了和我一样的人，原来中国想这些问题的不止我一个，那时我才开心一点，以前家里人都知道，我是闷闷不乐的人。
最早我是网易微博，粉丝量非常高，后来给关闭了，现在新浪的基本也给阉割掉了，我的微博开一个灭一个，被删了N多个号。直到现在，我用建刚或者陈建刚，加任何后缀前缀都不给我注册了。现在只要稍有风骨的，即使说一些在民主国家里很平常的一些话，都是发不了帖的，对社会对政党对体制有想法的，都要被删号的。
记者：但很多中国人号称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得很好啊？
陈建刚：确实，绝大部分的中国人不谈政治，不关心政治，远离政治。但政治不会放过你啊，伤害你、奴役你、压迫你，中国人都逃不脱这个政治，我们很多人权律师都知道，也经历了。很多人以为自己过得很舒服，他不知道自己被政治欺压，他的骨头被抽掉了，做了奴隶都不知道。
孙中山说过，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日常喝一杯水，都与政治有关。有的地方水污染严重，含有致癌物，政府早就知道，却一直隐瞒，让老百姓每天饮用有毒有害的水；老百姓被欺瞒封闭，这在民主国家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任何人不敢这样做；但在我们国家就是常态，这就是政治啊。关于土地污染的检测，也是国家机密了，老百姓都不可以知道。
甚至现在连“霾”这个字都是敏感词了，天气预报不许说霾，有些地方只能说不可言说的天气现象，“霾”都不能提了！我们居然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喝到的每一杯水、呼吸到的每一口空气都是有毒的，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这个民族被封闭、被奴役，居然不自知、不自觉、不自强，我们如果不为下一代人负责，我们会是罪人啊。
“我后来都不敢看那些照片，看不下去……残害这些手无寸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人。”
记者：在您做过的案子中，什么案件您印象最深刻？最震撼？
陈建刚：让我最震撼的是和法轮功相关的人权案件，我做过很多法轮功的案子。我的一个当事人，大连的，好好的一个家庭，生活非常幸福的一个家庭，收入也非常好。夫妻俩和孩子，炼功之后身体也好了，但十多年前丈夫被迫害成植物人，妻子就一直照看他。后来这妻子又被抓，给判了四年，在办案中丈夫去世了，极其悲惨的……我后来都不敢看那些照片，看不下去，让人难以接受，残害这些手无寸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人。
记者：您怎样看雷洋案？
陈建刚：雷洋案是庆安徐纯和案的一个延续。雷洋被构陷罪名，被荒唐地整死，现在的警方已经无耻到可以不顾逻辑常识、不顾经验、不顾人之常情。警察权力不受限制嘛，人命如草芥，官方权力无限大，小民权力无限小。严格说，中国基本不存在中立的第三方尸检，只在于掌权者的心是不是够黑，手是不是够毒，他们为所欲为，生杀予夺，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另外雷洋案也说明，警察所谓的“扫黄”，不过是警察发财的一个渠道，如果你在电视报导看警察办了多少案，抓获了多少人，你就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一下了。在专制的国家里，真相你是看不到的，真相被权力垄断了，警察做的是和黑社会一样的工作：绑票，下一步撕票。官官相护，相互掩盖，当然还有律师的配合之类的，极端的无耻。
“中国的问题现在不可能用法律的办法解决。”
记者：各个国家其实都有冤假错案，那您觉得中国的冤案与其它国家有什么不同吗？
陈建刚：任何国家都有冤案，中国的就更多、更严重，为什么？在其它国家，是大家拚命想找真相，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找到真相，以至于造成了一个错案。而中国的冤案是大家都知道真相，但公检法等政府领导人，为了拚命掩盖真相，故意制造出一个假象，再把当事人判了，或者杀掉。
赵作海案、陈满案、聂树斌案等等，都是这样，警方不是不知道真相，他们都知道，但为了升官发财，为了破案率，就是一定要把罪名扣在你身上，这就是杀良冒功啊。这还是偶发的，那其它信仰案件，包括大量法轮功、基督徒、佛教徒的案子，那就更不需要法律了，那就是完完全全的政治迫害了，消灭！
冤案产生的最直接原因是政治体制，是国家制度。专制制度是冤案的制造机，集权的体制是悲剧的绞肉机。只要存在专制，就会有冤案，就会发生数不清的悲剧，所以要想天下无冤，或减少冤案，得到公平正义，仅仅依靠法律是解决不了的。中国的问题现在不可能用法律的办法解决，现有体制下这些问题根本解决不了，需要有个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才能改变这个国家，这是根本。
就像一个机器，政治体制是国家运转的大齿轮，大齿轮是动力齿轮，它带动其它小齿轮，比如，政治带动经济、带动文化，在政治独裁之下，经济、教育、文化也是独裁体制的，都是为这个统治服务的。比如中国的书法协会、美术家协会，这都是集权体制的产物，那里面都是些官僚干部，这个主席那个主席的，那都是官方的直接安排，很多写得很好的，和这个政治体制离得远，就得不到宣传，斗筲之人往往身居高位，他不是把认真临帖、学习古人为第一要务，而是把如何往上钻营作为第一要务。
记者：那您觉得中国还有希望吗？
陈建刚：中国还是有希望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长久地被奴役，世界上二百多个国家，绝大多数都民主化了，这就是趋势啊，谁想要逆转潮流都不会成功，短时间内它会制造恐怖。但不管有多么伤心的事、多大的波折，肯定有民主那一天。只不过对通过现行体制下的改革就能达到法治，我不抱任何希望。
“无论被洗脑多么严重的人，总有突然醒悟的一天。”
记者：您是公开反对毛泽东的，为什么呢？您对目前一些“毛粉”怎么看？
陈建刚：上小学时，我学习非常好，但老师让我们背《纪念张思德》，我就不背，为什么让我把那么恶心的每个字都背下来呢？还有雷锋什么的，我本能就不信政府的媒体宣传，我有独立思考分析的能力，对官方宣传的东西，我一直保持警惕。
好像有谁说过，反对毛泽东是做人的底线，有一点善良本性的人，就不能不反毛。我喜欢看历史，觉得毛没有做对国人一件有益的事，无论做事做人，其本性都是极其卑劣无耻混账的，对他的妻子、儿女、战友、部下，对他的黎民百姓，毛无一不恶毒，无一不心狠手辣，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对国人伤害最大的一个罪魁。
确实有发自内心崇拜毛的。我有一个高中同学、老乡，北漂时住同一个房间，他原来非常非常崇拜毛，一开口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什么的。他曾说到，共产党宣传那些因抗日而死的人都是炮灰，说可以鼓励别人抗日，快胜利时再出来——这话听了让人浑身冰凉啊！
但后来他读了博士，转而就非常痛恨毛了，他告诉几岁的儿子，说一百元纸币上的老毛像是狗屎，以至于那小孩就说钱上的人是狗屎！这说明，无论被洗脑多么严重的人，总有突然醒悟的一天。
“上帝的安排从来不会晚。”
记者：您开始为什么会从事律师职业？对这个职业满意吗？
陈建刚：上高中时我想学中文，我对中国古汉语比较感兴趣。但报志愿时，我家里发生了一些事，乡政府搞出了一些纠纷，所以我就把志愿都报成了法学。上大学学法律，我觉得那些课程和社会现状离得太遥远，所以我经常不去上课，在宿舍里看书写字、发呆什么的。
毕业后虽然考下律师证，也不太想做律师，原因是我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打过工，印象太不好了：律师如果是那样，真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啊，法律在这个国家都是骗人的，没有什么用。所以我还是一心想学中文。
但当时家里困难，我只好去做律师挣钱。最开始我是“万金油”律师，为了养家糊口办些案件。我看到大多数律师都是为名为利，他们顺服法官，为了搞好关系，请法官吃饭、洗澡、找小姐之类的，大多数都是这样生活，过得也很潇洒。只是这和我的心性差得太远了，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到了2012年，我和一些人权律师接触，突然发现很多律师和我一样有共同的梦想，都想改变这个不公不义的国家，在理念上、交往上，我就找到了有共同理想的人。
我从小爱看武侠小说，对中国传统的仁义、侠义的精神很向往，做人权律师就实现了我这个向往，我帮助当事人，尽心尽力，甚至不计报酬；我不畏惧强权和暴力，这基本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在第一线做维权律师的工作，使我非常清楚中国的状况，有了法律的思维方式。再加上我喜欢看书，喜欢发表言论，又给了我施展的平台，书生报国一枝笔嘛，一枝笔就可以把我内心所想的表达出来。
我觉得自己当律师是上帝的安排吧，上帝做了最完美的安排，上帝的安排从来不会晚。
律师的工作时间也很自由，不需要上班打卡什么的。我个人的生活，就像高考学生一样，每天都在繁忙的学习中，看书学习我都有计划，主要是看历史及欧美的一些有关民主法治的书，我知道自己欠缺的很多。
记者：您如何看待CCTV在法治方面所起的作用？
陈建刚：CCTV包括其它卫视，我个人一分钟都不看，我家人一分钟都不看。现在我家的电视是不开机的，都习惯了。（全文完）
（来源： 大纪元2017年01月31日 《访陈建刚律师：我不愿为安全放弃言论权利》、《访陈建刚律师：洗脑多严重 总有醒悟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