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学者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说，中共政权利用在其控制下的海外华人参加政治选举的策略，在加拿大用得最为突出。
汉密尔顿是堪培拉查尔斯特大学（Charles Sturt University）公共伦理学教授，他的新书记载了中共如何在其针对的国家里，利用当地的精英来扩大其影响力。他在一次采访时说：“中国共产党永远会去权力所在之处。”
《隐藏之手》（Hidden Hand）是汉密尔顿与柏林研究员奥尔伯格（Mareike Ohlberg）合著的新书，该书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北美和欧洲施加影响，以及该党在国际上延伸其影响力时所使用的许多新、旧手段。
汉密尔顿说，在过去的20年中，中共大幅增强了其在海外扩大影响的战略。中共在1949年前未获得中国控制权时所使用的一些手段，仍被采用。
农村包围城市
中共在与国民党打仗期间，曾采用了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就是先占领农村，然后去包围及攻打城市。中共从这种策略中学到的经验教训，在其试图渗透民主国家时仍被使用。
“这个口号不应仅从字面上理解。”汉密尔顿和奥尔伯格在书中写道，“中共的想法是去敌人较弱或代表性不足的地区，把那里的人组织起来，然后去包围敌人的堡垒。”
汉密尔顿说，这种策略目前正在欧洲使用，中共正在巩固其在欧盟“堡垒”德国外围的影响力。中共一直在南欧（意大利和希腊）及一些东欧和中欧国家建立影响力，“它正在包围欧盟，从周边地区发挥影响力。”
在中共针对的其它一些国家，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可以看出中共如何试图在市、省或州级的政客中建立影响力。根据《隐藏之手》的说法，中共利用与这些地方政客的联系，向国家政府施加压力。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前局长法登（Richard Fadden）在2010年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CBC）采访时说，他怀疑2个省的内阁厅长，以及卑诗省的一些市级政客受到外国政府的影响。他并暗示，中共政权是试图在加拿大取得影响力的政府中，最具侵略性的一个。《环球邮报》后来透露，法登所指的省内阁厅长之一，是当时安省的内阁厅长陈国治。
中共每年在卑诗省市政府联合会（UBCM）年度大会上举办鸡尾酒会。去年，高贵林港市长韦斯特（Brad West）对中共赞助鸡尾酒会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中共政府花钱与市政府官员接触的做法不合适。该联合会最终在公众的强烈抗议中，终止此做法。
加拿大受害最严重
法登在2010年的采访中说，在许多情况下，外国干预涉及外国政府针对其侨民中的成员，在某些情况下是侨民的“第二代、第三代人”，这样可以利用他们与“故国的联系”。
他解释说，外国政府找到想利用的对象后，开始建立个人的关系，并向这些人提供去中国旅行机会。当这些人后来在政府掌握权力时，“突然间，他们的决策不是基于公共利益，而是基于一个外国政权想要的东西”。
汉密尔顿说，华人在西方政治中的代表性不足，应采取更多措施鼓励他们参政。但是，中共正在利用此民主制度，去引诱华人社区中那些中共可以控制的候选人，让他们去参选。
据《隐藏之手》中所说，中共开始采用推动华人参政的策略，最早可追溯到2005年。在中共政权中负责增加其海外影响力的统战组织，“越来越多地遵循中共在2010年提出的建议，即建立以华人为基础的政治组织，进行政治捐赠，支持华裔政客，并通过部署投票，试图控制支持率接近的选举结果。”
汉密尔顿说，这种计划已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的许多国家使用，但在加拿大使用得最多。
他说，部分原因，是统战组织似乎在加拿大更加根深蒂固；另一个因素是大量资金流入加拿大的华裔社区，这比澳大利亚等其它地方发生得更早。“华人移民伴随着大量资金流入加拿大，特别是在温哥华和多伦多。这些钱被用来购买政治影响。”
汉密尔顿说，判断候选人是否受到中共影响的一种方法，是看他们是否避免发表任何批评中共的言论。另一个可能的方法，是看候选人是否是为中共利益服务的统战组织杰出成员。
深入影响加拿大机构
《隐藏之手》中写道，中共的影响力网络在英国的精英阶层中根深蒂固，以至于英国“已经踏上不归路，任何试图从中共轨道上解脱出来的尝试都可能失败”。
汉密尔顿说，加拿大的情况是，加国“因为其精英阶层而陷入严重麻烦”，这包括总理特鲁多在商界和政界拥有的密切联系网络。
他说，在加拿大，随着商业和政治精英与中共的政治和企业精英纠缠在一起，麻烦已逐渐形成，“因此，加拿大与中国的外交往来令人尴尬”。
“加拿大受到来自北京的那种恐吓和欺凌，对于任何还有一点自尊心的国家来说，都是耻辱。”
中共当局目前以间谍罪名关押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商人斯帕弗（Michael Spavor）；已先后对4名加拿大人以毒品罪名判处死刑；还阻挡加拿大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这些都是在加拿大按加美引渡条例逮捕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后发生的，被普遍认为是中共胁迫加拿大释放孟晚舟的手段。
民调机构Nanos Research最近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加拿大人认为，联邦政府应该采取更激烈的行动，迫使中方释放康明凯和斯帕弗。另一个机构安格斯·里德（Angus Reid）的一项民调发现，只有14%的加拿大人对中共政府持积极态度。
汉密尔顿说，在这种公众情绪强烈转变的环境中，加上媒体对为中共辩护者的持续曝光，精英们发现，越来越难去讨好中共政府了。
不过，汉密尔顿补充说，他已经学会了不要低估中共在国外的力量。“他们现在可能很安静，但他们会回来的。”
“如果加拿大要重申其独立性，那将不会在一两个月内完成。”他说，“这是需要十年的斗争，因为中共的影响已在加拿大的机构中到达很深的程度。”
暗中对精英下手
汉密尔顿说，中共会通过仔细的考察，确定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中心在哪里，以及这些领域最有权势的人是谁。然后，它将为每个人创建档案，找到方法去接近他们，并把他们置于中共的影响之下。
“中共按他们（有权势的精英）的弱点发动攻击，它会瞄准他们的欲望和期盼。”他说，“他们（精英）成了这种（中共）操纵的乐意受害者。”
汉密尔顿说，中共也很擅长于“掩盖其行动”，因此，它能够在多年来，一直在幕后继续其施加影响力的行动。这些行动“被隐藏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及参与国际合作之中，例如双赢的合作及建立经济联系等”。
他说，要想摆脱中共的影响，第一步是揭露它并阐明其做法；第二步，是追究政治和商业领袖充当“北京辩护律师”的责任；第三步，是像澳大利亚那样，颁布外国干涉法律。
澳大利亚在2018年通过的法律，包括对间谍活动施加更严厉的处罚，并要求代表外国政府的人，公开注册其姓名。
“一个应对外国干涉的法律，将使中共更难从事其干涉外国的活动。”汉密尔顿说，“这意味着，中共必须藏得更深，因为其许多统战活动已属非法。”
- 来源： 大纪元2020年08月18日， 《学者曝光为何中共控制加拿大政客最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