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高智晟
在拓通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满是先行者和他（她）们亲人们的血和泪。今天，没完没了的暴力绑架；弃绝人伦的电击酷刑，背弃人道的野蛮囚禁，仍然是这条道路上的全部风景！十年来，绑架、囚禁、酷刑；再绑架、再囚禁、再酷刑成了我的生活，成了我这些年来经历的全部，这样的生活还有一年多就结束了。我的经历并不偶然，是中华民族从1949年以来漫无边际苦难的一部分，也是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凶残政权“伟绩”的一部分。一经获得可能，即将之公诸于众是我这些年里从未改变过的想法……
1. 2004年11月份左右的首次暴力绑架
2004年大约是11月份左右，也可能是10月底，具体时间我已记不确的，中共秘密警察对我实施了首次绑架。首先因为那是第一次，来得非常突然，当时对于谁是源头这点是完全的不明究里，再加上绑架过程中营造出的暴力当量，直至暴徒们亮明身份之前，我是完全没有想到那是政府所为。因为那时我自己也基本还属于中国无脑大阵中的一员，虽然常有面对面地讲述著大盖帽们的凶残与冷酷的苦主们的哭诉，但我终于还是常疑思那些凶残和冷酷是具体真实的。总觉得明明白白地损人而不利己的事，只有疯子才会去做。我还不大有从制度层面上去联系思考这些现象，这也是说明我是一个凡庸之人的证据。但在这点上，中共黑恶势力一路替我释疑过来，对于它的邪恶，你在哪一点上还有不大愿意确信的冲动，它必会使你在头破血流的苦楚中终于确信，是一路干干脆脆的邪恶，干干脆脆地教育了我。这次绑架是没有任何迹象的。地点选在了北京以外的地方，又由陕西秘密警察施行，名义上是说我参与了西北国棉一厂下岗职工的和平抗议（我记不确的了），但从被绑架三天的内容看，这纯粹是个幌子，而本身以这个理由绑架我即是无源水无本木。此前我与该厂的下岗职工没有过任何牵涉，只是经朋友介绍，说大批职工无端下岗，那些下岗职工聚集在厂大门外和平抗议，遭到秘密警察的迫害，职工处境非常危险，希望我能去那里一趟，给那些走投无路的职工一些帮助。说心里话，我不大认同这种帮助的实质意义，因为这样的苦难实在多得令人绝望。中国的下岗职工的灾难，不敢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绝后，却也是这个时代的全世界独有的灾难现象，是江泽民、朱镕基及胡温主政期间造成的反人道恶果，是与镇压“法轮功”、强制拆迁及凶残迫害上访公民比肩著名的极冷酷的灾难之一。增加就业，扶助失业者，是全世界所有政府的法定责任，而在中国，下岗职工的灾难恰就是这被称为政府的团伙直接策动造成的。什么产业结构有问题、什么效率低下问题、什么经营观念滞后问题，哪样问题是由于那些职工造成的？谁都心知肚明，这些都是昏官们无能加无良而导致的直接结果。中共政府在对待下岗职工方面的凶残及冷酷，是由其一贯的邪恶本质决定的，是江泽民、朱镕基及胡温之流在这个时代制造的深刻而广泛的历史性灾难之一。通知你下岗你就得下岗，不允许你有任何不满的表达。许多和平表达者和他们的同情者，都遭到了野蛮的打压，中共对我的这一次暴力绑架就是这种野蛮打压的一个具体事例。
那天我一出咸阳机场，就有招揽活的人贴上来，一上来就热切地问到不到咸阳。咸阳机场我常路经，却从未去过咸阳市里。经简单交涉我同意坐他们的车，到了车上，竟有两人已坐在车上了，副驾位及后座上各坐了一人，我颇诧异，那司机立即腆上笑脸说都是去咸阳市的，为了多挣点钱，希望我能将就。我没有想那么多就上了车，但不一会就觉得有些异样，车不走大路而抄小道。小路上原本没有路灯，而汽车却关着灯行使，我正欲问其故，猛地，那两位客人突然向我袭击，一人控制我的双手，一人将一个头套套在了我的头上，就在同时车被猛地刹住，有人用双手抓住我的头猛力前压，因我坐在中间，头被压低至两膝盖之间，我的两臂已被反制至背后，已不能给自己提供任何辅助性保护，我被压得憋屈著，呼吸非常吃力，能听见其他几个人此时正快速地翻我的包，后来证明，他们实际上是在核实我的身份。大约几分钟后汽车又开始前行，由于事发突然，加之过程又制造出许多苦楚，所以我还无暇恐慌，注意力全集中在应对眼前苦楚上，汽车恢复行驶后，前排负责压迫我头颅的人歇了手，我得以稍直起一点腰来（还有两旁各一只手压在我的肩上）。我的注意力开始考虑眼下已发生的事，考虑我的处境，我突然一句“几位山寨爷，要钱还是要命？”车里静得出奇，几秒钟后终于有一生物接茬 “咋呼个球？要你怂命干球”。我又来了一句：“不够刺激。”汽车缓缓前行，我感到车到了市区，有明显的光亮掠动。又走了十几分钟又感到车进入了一个黑暗处，车停了下来，有人走了下去，我被人拉下来，手依然被人在后面控制着，我刚站稳直起腰来，有人猛地拔去我头上的黑头套，后面被人猛踹一脚，我被迫前趋猛扑几步站稳，汽车猛地起步开走，我本能地回头一看，竟发现我的包也放在了地上。“有道盗”，我心里默念著，直至此时，我仍未想到这些贼喽啰是政府人员，我发现我身处于一黑暗的小道上，两头都与大街相通，我稳定了一下情绪提起了包，准备走至明亮处再做处置。
刚走了几步即又发现有些不同俗常，那邻街口的地方有几个黑衣人堵在出口上看着我，我依然继续向前，心里觉得今天怎么这般奇怪，这抢劫已足够的蹊跷，怎么…，正想着，那几个黑衣人走过来截住我：“高智晟，你涉嫌扰乱社会秩序，我们现在宣布对你采取强制措施，现在就跟着我们走。”这真是跌宕起伏，却让人哭笑不得，我这才明白前面那些贼喽啰抢劫的蹊跷所在，他们显然目睹了刚才我“下车”的那一幕，“既然是公职人员，就当按程序来，表明你们的身份。”我提醒了他们。“啰嗦个球，再啰嗦捶死你个锤子，到了咱陕西就有咱陕西的规矩，你个律师算个锤子。”一名大个子黑衣人竟怒而叫骂。再与他们交代法律等于对牛弹琴，我只好被他们几个夹在中间往前走。我被带进一个很旧的大楼过道里，楼道很暗，我已完全身不能自己，有两人控制着我，一人纠住头发使劲往墙上推，脸被强迫贴在墙上，这时我听见一个人在距我大约十米左右的地方打电话，只“东西已到手”一句，然后听到他又走了过来，我被一把扭得转过身来，应该是那人指挥的结果。“低头，看个锤子，压低锤子的头，”那人命令道。我被俩人压至弯腰九十度。“把皮带给抽了，把这锤子手给绑上，我的脸与地面平行着，可能是血液低涌之故，眼球胀的很难受，有人过来解下我的皮带，然后朝后捆住了我的手。这时，我听到一群人走进楼道，“戴上，押著上中间那辆商务舱”，我听到来人说。一个黑头套套了上来，听到一串车的双蹦灯嘣响，我被押上车，车开始上了路，车的警示灯继续嘣叫着。车上，我被两个人夹在中间，一左一右各用一手压在我的肩上，头一直被压得低至两膝中间，大约半个小时后，车队停了下来，我被人架下了车，然后架著走进一个有门的地方，经七捌八转的终于进了一个房间，我被推到一处站定，房间里很安静，能感觉到是在等待人。
大约二十分钟后，听到有几个人走进来，有人走了出去。我的头套被抓掉，我扫视了房间，跟前站了几个人，看那种神态应是几个做官的，正阴沉着脸盯着我，那，应该是一个宾馆的房间，里面的东西已全部搬空，这点做法上与北京秘密警察完全一致。有一个肥矬子背着手走近我，猛地一把抓住我的领带使劲地勒，我被勒的难受异常，房间里只能听到我和那肥矬子两人的、在地上紧张的脚步顿踏声，我的内心震惊异常，我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作？那肥矬子的情绪显然开始失控，他疯狂地勒紧我的脖子，在那不大的房间地上拚命地往来折腾。大约二十分钟后，我们俩都大汗淋漓，他停止了脚下的腾挪闪跃，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他的喘气声，这时，那肥矬子突然大喊：“把椅子搬进来一把。”门开了，有人送进来一把椅子放在了墙角上，他拉着我的领带走到椅子跟前：“站在椅子上去。”他凶狠地命令道。我这时已精疲力竭，更多的是哀伤、愤怒和震惊所致。我直到此时仍不知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疯狂的暴虐，我没有听从呵斥，那肥矬子腾出右手，握拳朝着我的下巴猛地向上击打，边打边喊：“上不上去？上不上去？”
看我不理会他，他显然愤怒不能自制，猛地用膝盖顶击我的小腹，正在这时，门被打开，又走进来四个人，带头的那人显然是那个场合位阶最高的头目，背着手站定后扬了一下下巴，那肥矬子立即退到一边旁立。那头目面无表情地盯着我的眼睛，房间里静得出奇，这时我才发现，与肥矬子一同进来的那几个人已不再房间里，我连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也浑然不知，盯了半分钟，那头目开口说话啦；“高律师是个文人，对文人不需要这样。高律师到咸阳是咱的客人，对客人更不能这样，今晚我请客，请高律师，请咱们的乡党吃陕西饭。”我依然大汗与粗喘不止，没有理会他。“怎么不说话呀？老乡，晚上一起吃饭，晚上我安排你陕北的老乡来陪着你。”我不想说任何话，开口说任何话都是对人的一种莫大侮辱。那头目开始问我来咸阳做什么事？我反问他：“你们尚不清楚我来做什么，凭什么抓人？凭什么施暴？做了什么事可以被这样施暴？你们的做法跟强盗有什么区别？”“我不同意这样对待文人，有事咱可以好好地说嘛，既然我们已走在了一起，那话就得往一起说，我们现在弄你也不是什么都不考虑，你家老太太不是病危到晚期了吗？我们不也是替你想着吗？你总不至于让老太太赶死之前都不能再见上你一面吧？你不是那样的人，上面也只是让我们跟你聊一下，配合一下，走个过程，对大家都有利。晚上上面会有人来和你聊，不管说什么，晚饭得先吃，现在已很晚啦。”
那头目又一阵巧舌如簧的言说。晚饭终于不同意一起吃，他们给我换了一个房间，结构与刚才施暴的房间一样，只是多了两张床和桌凳。我记得不太确的，大略上是有人给我端来一碗鸡蛋汤面，一进门就说：“听说你爱吃面，领导专门给你点了面。”饭我照吃，因为我不知后面还会有什么复杂局面需要面对，眼前有饭吃则先吃了它再说。
晚上吃完饭，我被人带至一个大套房里，那人将我带至里间，一张椅子就摆在里面房间的门口，让我坐在椅子上面，脸正对着门口，啪的一声，里面灯火通亮，我静坐着，外面没有了动静，这大概是在等待上面的领导出场。大约五六分钟后进来一个大个子，手里拿着一块类似床单的白布、一卷胶带，搬来一把椅子站上去，将那白布用的胶带固定在套间的门上，算是一个临时的门帘，而门帘布只垂至离地面不到一米左右的地方，那挂门帘的大个子离去后，又有人走进外面的套间，并排摆下两把椅子，紧接着又有人将一杯热茶放在左面的那张椅子上。
我想可能出场的是个大器物，只是不大能见得人。这阵势、这谱摆得可足够大，可这种见面架势只是另一种蒙面而已。茶水摆好约两分钟左右，听到有一群人走了进来，我只能看到膝盖以下的部位，大概五、六位，而能被我看见腿脚的只有四位，一进来就坐在椅子上的却只有一位，这群“蒙面公职人员”的皮鞋都擦得很亮，坐在椅子上的那位摆谱得足够可以，他坐下后竟喝起了茶，一会儿，一只很精致的保温杯被一只手放在了旁边的那张已摆了一杯茶的椅子上，整个房间里外静得出奇；可这位大器物说出话来却让人大跌眼镜，说不雅一点就是：那是干干脆脆的陕西土货，每个吐字都土得爆渣。但真让人刮目相看的却还是他的谈话内容：“高智晟，你喝不喝茶？”他用陕西土话开了腔。“我只带着耳朵，直接了当说吧。”我回了一句。静了几秒，“你母亲病得怎么样了？听说是癌症晚期？”他又慢腾腾地来了一句。“你不大可能是医生，再说你已经有答案了，同一群不明身份的蒙面人讨论自己母亲的病情，你愿意吗？”
我又回了他一句，场面彻底静了下来。约半分钟后，他又说：“你好像不懂对人应该礼貌一点，你这种态度，这谈话怎么进行。”我也不紧不慢地回敬他：“你没有到来之前，这里发生了与礼貌格格不入的暴虐，再说，我没有要与你进行这样的谈话，而这种谈话方式本身又有多少礼貌可言？”气氛有些紧张起来，一片死寂僵持了大约有一分钟后，他来了一句：“不要不识抬举。”他显然有些不愉快。“让你来抬举，那实在不是我的需要。”我又顶了一句。
“你完啦没有？你牛个屁，你有啥嘛？我们有几百万铁甲，在我们几百万铁甲面前，你还不是束手无策嘛？”他显然大怒，开始胡言乱语地盘点开“几百万铁甲”。我也没有客气：“你几百万铁甲在我面前不也束手无策吗？既然在你们看来，几百万铁甲所向披靡，今天你就不应当出场，让百万铁甲出场岂不少了烦忧？现在终日惶惶的不是我，而是那动辄即欲驱策百万铁甲胡来的人，你背后既有几百万铁甲张胆，敢不敢把隔在我俩中间的这块门帘布给一把摘了？”
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两分钟时间里，场面全为死寂所遮覆。终于他又开了腔：“我们是有诚意的，所以把你请来大家聊一聊，你哪来这么大的敌对情绪？这话还怎么谈下去？”我连说了三个莫名其妙，然后我又提醒他，“话谈不下去在于我根本就不是个问题。”这土货呼地站起来顿了一下，转身离开房间，椅子后面那几双“皮鞋”追蹑而往，这场莫名其妙的谈话结束，可结束却收不了场。我又在原位上被人看着坐了一个多小时后，有人走进来，掀起那临时门帘说“跟我走”，我就跟着他走出了那个套间，那两看管我的人跟在了我的身后。
结果，我被带回了原来的房间显然这是那群人在刚刚的一个多小时里所作出的决定。我心想，不管怎么说，今天夜里的困难时光应当是过去了，我得抓紧时间休息，因为无法料算明天还会有什么困难的局面临到。跟他们在一起，绝不比与一群疯狗相处更安全，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进了这个房间不一会，又进来一位大约在一米八五以上的、很帅气的中年人，一进来就自我介绍开来：“绥德人，你的老乡老高。”我点头笑了笑。“洗漱吧老高，咱俩在一起你就随便点，听说你当过兵，我也是当兵的，是武警部队政委，这段时间的任务就是晚上陪你睡觉。”他又说道。我草草洗完了倒身便睡。我的入睡速度及酣睡功夫，在中共秘密警察中间算是一个著名的异闻，即便在酷刑的间暇，不出一分钟即可酣然入睡，使那些施刑人员大为惊异，无他，全然屏蔽思维活动耳。酣睡中被人推醒，正是与我非法同居的那个大个的政委，“你抓紧起来简单洗一把，有事。”他来了一句，我刚洗完门里就进来一群人，为首的正是那在昨天疯狂折磨我的肥矬子。其中两个人走过来一前一后将我周身搜拍了一遍，然后驾着我就往外走，一出门发现天还没有亮。我被押上了一辆车，驾驶座及副驾位上已坐了两警察，前面一辆警车，后面一普通轿车，三辆车上了路开始行驶。后来才察觉，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神经战大剧。剧情颇跌宕起伏。
从后来剧情发展看，设计者也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这是他们还不了解我。如果了解我，他们大略即会失去这种设计的兴趣。我这里无意说我有多少特别的能耐，但我有一个绝对的能力，那就是在灾难实在地发生时迅速屏蔽自己的思维运动，将自己放置在一个纯生物的状态当中，使自己有痛无苦。每至此，我必提醒自己灾难已经发生，任何灾难都必将是一个过程，它必然会结束而成为过去，这期间最科学的作法即是停止思维活动，使自己的精神不受一丝损害，因为有些过程完全是冲着精神伤害来的，一个脑瘫状态让他们败得一塌糊涂。事实证明，这种遇灾难即变傻的作法，在这近十年来的地狱经历中起到的作用可以用神奇来评价。它成功得使我几无精神痛苦地走过了神为预备的这十二年灾难的前面十年。
车队在警车的引导下前行，我一上车不一会即昏昏呈睡状，不动脑是迅速入睡的最佳路径。不知走了多久，车停了下来，一看天早已大亮，我坐的车正对着前面挂着的一块牌子：“陕西省乾县看守所”，除了一左一右控制着我的两人外，几辆车上的人都下了车，在看守所与车辆之间穿梭奔忙，你头脑再简单也能得出他们是在办理某种手续。
大约二十多分钟后所有的人又都上了车，那肥矬子上了车疑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办完了，这几天先跟着我们，还有些事要找他。”车队又掉头他顾，车刚行了一会儿，那肥矬子打电话给当地公安部门，说中央政法委来人啦，想参观唐皇陵，车已到了乾县，希望公安部门给提供方便，他挂断了电话，冲着我说：“老高你现在就是中央政法委领导，他们肯定会来些小官员来陪着咱，你不说话他们没有人敢主动跟你说话。这里有好多好看的地方，门票都很贵，我安排这一招，不但不要买门票，而且全天还会有人陪着给你讲解，中午饭都会给安排的好好的，你就不说话就行了，在中国，大领导最好当。”
他这一招果然见效，不一会，当地公安局副局长，当地文化馆副馆长合股急急赶来，那一天，我就被一群滥权的秘密警察簇拥著“参观”唐皇家陵苑，其间在乾陵武则天墓参观时间最长。她的无字碑证明着她的思想能力及思想深度，之足使一千三百多年后，在这片国土上正鼓噪啸嚣著的“重要思想”无地自容。有人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个历史笑话，那是矮化历史。其何曾取得历史笑话的资格，孵养它的“重要思想”家还未身死，而这“重要思想”则早已堕入粪土。它充其量只取得其时坊间笑料的资格。有人指责这种“重要思想”家足够无耻，那是他矮化了无耻的高度。其充其量也仅取得愚蠢的无耻这种次等的无耻资格。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天，秘密警察中，总有人不时有意地蹭在我身边，眼睛旁顾著却偷偷地与我讲话，其中有人给我讲了李建国书记下乡检查计划生育落实情况时的一个故事。说李书记指明要看如何烧毁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户的住房，他说咸阳市领导不愿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就由政府掏钱盖了几处民房，并添置了一应有的生活用具，李书记来检查时，再安排人住进去饰计划生育违法户，李书记在大批警察保卫下，亲眼目睹“烧民房”过程。我感谢那位警察并偷偷向他致敬。我理解他的用意，基层政府有时的暴虐实在是被逼而为之。而咸阳市的这种规避之法也实属偶然，就在这种难得偶然中，现实而具体的生灵涂炭得以偶然避免。而正因为它是偶然的，现实而具体的残暴才会是普遍的。他说许多警察自己就是老百姓，也不愿做坏事，但有时实在是躲不开的。这天的中午，当地的招待结束我又被押回咸阳市，正式被交到咸阳市公安局一个负责“国保”的姓高的副局长手里。
接下来两天，我被关押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外形像宾馆，却整个二楼就住了我和看管警察两个人，我不得出门，二十四小时有人陪着。在两天里，不停地换新的面孔与我谈话，其中一张面孔的官阶应该在高副局长之上。“不得插手下岗职工闹事的问题”、“不得插手‘法轮功’问题”、“不得插手强制拆迁问题”、“不得插手上访群体的事”等等。到第三天开始即全天候由高姓副局长陪着，心态也缓和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谈话笔录中却只字不提那一连串的不准，使我意识到那些“不准”并不是随意与我谈的，而高本人给我的影响颇不佳，他向我大谈赞颂党的恩德时，举了他本人的例子，说他从小死了父亲，是党像父亲一样供养他的生活及上学费用，又是党让他做了国家干部。这种认识如果不是缺德即属愚昧，党本身是被谁养活着的？把那些绝大数并不富裕的纳税人的恩德，全记在党的头上，这实在算得上是忘恩负义的可以。高本人对于暴力对付我的作用很自负。这是在2007年7月份左右北京当局对我一次绑架时的谈话中，由于泓源无意透露出来的（于在与我谈话中说：还是陕西那高同志说得好，对付老高就用陕西的办法，没有陕西能做到而北京局做不到的）。
经三天的秘密关押，陕西省由咸阳市公安局出面，给我办了一个变更（或者是撒销）强制措施决定书，以法律名义将我释放，并从我手上拿了钱买了回北京的机票，让我立即离开陕西。我于当天晚上即第四天晚上飞回北京。秘密关押期间遭到数次搜身。包里的几套律师办案手续、几本香港出版的杂志都被他们拿走并不出具任何手续。期间我遭到极野蛮的暴力殴打和暴力侮辱。而其时正是我母亲生命的最后阶段，为了避免在那个阶段给老人造成任何可能的伤害，我回北京后没有向任何人提及这段黑暗的经历，只在过了很长时间后向在美国的好友易帆女士提及过这一节。
我前面提到过那姓高的副局长无疑得出了暴力对付我很有效果这样一个他毫不怀疑的结论。在其后的一年的时间里他频频来找我，尤其在母亲病危及丧葬期间，且在北京每次来找时竟有北京的秘密警察陪着。其实高的判断及相信了高判断的北京当局的一些人，他们脑子纯粹是糨糊做的，此后仅一个多月，也就是我刚被释放后的一个多月，就“法轮功”被中共政治迫害问题向当局写了一封公开信，公开质疑当局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的凶残、冷酷及非法。据私下的信息，江泽民骇怒异常，不仅是那篇文字揭露的真相本身，最让他惊恐的是，竟然有人敢在中国国土上挑战他们的“核心关切”。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共文武鹰犬组成了壮观的扰攘大阵，有时竟排著队找我谈话，其中有一个下午，那些蒙面鹰犬（不介绍单位，不出示身份证件）竟找了我三次。而高本人在此后的数次找我接触中，却只字不再谈“法轮功”问题。其实大家都是成年人，在陕西公安当局施暴后一年多一点时间里，那几个“不许”即：“法轮功”被迫害问题，下岗职工问题，强制拆迁问题，上访群体问题，反而成了我工作的全部。有关当局应该能得出一个冷峻的结论：即酷刑对我究竟有多大作用？毫不夸张地说，北京当局在后来的对我的酷刑安排上，有被那高副局长误导之虞，导致了此后一系列的损人不利己的极愚蠢的错乱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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