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日记》披露了江泽民报复赵紫阳的原因。
江泽民与其情妇陈至立联手整顿《导报》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上海的《导报》与《新观察》立即在北京联合召开“悼念胡耀邦座谈会”，并准备将座谈会纪要在《导报》上刊登。这一消息于4月17日预先被港媒披露，4月20日被陈至立看到。
陈至立立即将此情况报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副书记曾庆红。21日，曾庆红和陈至立马上找《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谈话，要求审阅报纸清样。在钦本立不服和报社大部分员工的抵制下，4月26日，江泽民作出对《导报》进行整顿、停止钦本立职务的决定。
此事件引发了一场席卷上海乃至全国新闻界的抗议。第二天上海街头就发生了大规模游行，公开打出了“还我导报”和要求恢复钦本立职务以及言论自由的旗帜和横幅。上海作协部分名人纷纷参加游行，北京知识界和新闻界的著名人士致电江泽民，要求收回对钦本立及《导报》的处理决定。
对于整肃《导报》引发的抗议声浪，江泽民害怕了，他承认，“后果比我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
《李鹏日记》披露江泽民报复赵紫阳的原因
今年6月9日，海外自由亚洲特约评论员高新发表文章《江泽民是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他在文中引用《李鹏日记》的部分内容，披露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在政治局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江泽民由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陪同去赵紫阳那里，向他汇报了上海市委处理《导报》问题，请中央对上海市委予以支持。面对江泽民的请求，赵紫阳竟说‘我也不给你们压力，我就说不知道’。”
《李鹏日记》中还提道：“难怪以后江泽民说，赵紫阳讲话对我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同志简直是如雷轰耳，不可理解。”这或许透露了江泽民日后要报复赵紫阳的一些心态。
高新在文章中写道，1989年5月10日，江泽民到北京向赵紫阳汇报《导报》事件。谈了他们“缓解矛盾的想法”。赵随即表示由上海自己解决，中央不干预。另外，赵还表示，如果现在中央出面，恐怕会引起外界的一些猜测，说是上海市委在中央的压力下才采取措施“缓解矛盾”的。
江泽民对此心怀不满，“六四”后，江一直把这件事作为赵紫阳支持学潮的一个罪状。这是江泽民最终沦落为“六四”镇压帮凶的第一步。
高新的文章还透露一些内幕。高新说，“5月16日下午2时，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会议一开始，江泽民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做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他最近有神经病，而且说了两三遍，听得我们莫名惊诧。我想，他可能是想说他精神方面有点毛病，或者是想说他有‘精神病’；而‘神经病’一词在江浙沪地区意同‘疯子’，他肯定是用词不当，说错了”。
高新表示，更不可思议的是，江泽民说到学潮以来，他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就用上海话作一譬方，他说他像乌龟（上海话念“乌巨”）一样，头伸出来一刀，头缩进去一刀。这显然不伦不类，比喻失当；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自己是乌龟的！
高新的文章还说，之所以如此，想必是江近日以来，疲劳过度，意乱心慌，以致慌不择言，辞不达意。“这次座谈会，给我的强烈感觉是为了解决《导报》问题。”江当时对解决《导报》问题非常急切。这和来自中央的压力有关。
此前有报导描述了当时江泽民去北京向赵紫阳汇报工作的情况，赵紫阳很快接见了江泽民，江汇报完后问赵：“你对我在上海处理《导报》怎么看？”赵并未即时表态，反问江泽民：“你看呢？”
江泽民支吾其词，他发现和赵紫阳隔膜已深。赵紫阳看了一眼江泽民，接着说：“现在没有时间谈这个问题。”
最后，赵紫阳表态说：“上海市委行事仓促地处理了《导报》的问题，把小事化大，才让自己步入了死胡同。”说完扭身便走了。显然，赵紫阳对江泽民把小事化大致使引发了大规模示威的做法非常不满，言辞之厉让江泽民吓得六神无主。
江泽民害怕为“六四”翻案
1989年5月，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因同情“六四”反对武力镇压被迫下台，后一直遭软禁至2005年去世。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透露，是江泽民在1997年后对赵紫阳实行了更加严厉的软禁措施，并对赵紫阳称“这是你自己造成的！”书中也提及，江泽民是个机会主义者。
2002年11月在海外出版的《第四代》一书称，在“六四”事件江泽民升任中共总书记后，其情妇陈至立晋升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部长。自此，陈至立在江泽民的庇荫下官运亨通。
因整肃《导报》受赵紫阳批评的江泽民，最后踩着“六四”学生的血，夺得了中共最高权力，成为“六四”屠城的最大受益者。2002年江泽民卸任时，曾给中共政治局常委定了几条规矩，其中一条就是不许给“六四”翻案。
高新表示，1989年学潮升级的原因，罪在江泽民。＃
（来源： 大纪元2016年06月10日 《李鹏日记披露江泽民报复赵紫阳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