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现在的形势来看，习近平废除中共常委制，主要从三个方面考虑。
一、江派三大常委在前台干扰执政
港媒近期报导，中共“十九大”之前，中共高层的权斗格局基本是两个“铁三角”捉对暗战：江派张德江利用人大权威狙击习近平的权力，江派刘云山利用宣传优势抵销王岐山在反腐方面的造势，江派张高丽利用部分经济决策权分化俞正声拉拢的实业界巨头。中共“十九大”前，“二张一刘”全力阻击中纪委，希望其不再完全由太子党控制。
原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正师级大校辛子陵也曾向媒体透露，中共执政党是分裂的，存在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习近平为首的改革派组成的司令部，一个是以 “江核心”操纵的反对派的地下司令部。
辛子陵说，习、李、王是核心，俞正声是代表邓家的，站出来支持习李王，改革派稳占了4票，是多数派，但只是相对的优势，张、刘、张掌握著常委的七分之三的权力。所以表面统一的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经常出现两种声音。
习近平上任后，为了避免和削弱中共江派人马的权力与搅局，只能实施“小组治国”方略。
习近平当局反腐运动中拿下大批江派高官，同时不断收回权力，先后成立了“深改小组”、“国安委”、“财经领导小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等10多个重要小组，习近平兼任了这10多个中央领导小组组长或主席。
时事评论员石久天表示，习近平的“小组治国”方略，其实就是对中共常委制的否定。
石久天表示，目前媒体传出习近平当局可能要废除中共常委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安插到中共高层的江派三常委一直向习近平当局搅局，甚至对着干，如果习近平不废除常委制或不把江派人马踢出常委，他很难干成事。
二、常委制权力过于分散 易形成团伙
港媒《内幕》6月11日发表的第53期署名文章称，常委制这种寡头式制度的设计者在考虑到让常委们互相掣肘的同时，还保留了一个立于常委群之外的“太上皇”机制。在胡锦涛时期，江泽民是“太上皇”；在习近平时期，江泽民还想当跨代“太上皇”。
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5月刊文称，“十八大”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分布过于分散，每个成员只负责各自的领域，并在该领域享有最大甚至是最终的发言权，而各个成员之间的有效协调并不存在。这种体制类似于顶层“分封制”。正是这种制度特征才造成后来的“周永康现象”，即“团团伙伙”现象，或者政治学上所说的“寡头政治现象”。周永康、令计划、军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都属于中共党内寡头。
其实，中共的九常委制是在前党魁江泽民下台前确立的。在邓小平、江泽民时期，中共的统治都是所谓的“核心”论，但江泽民下台前，他为了掌控胡锦涛当局，把此前的7常委改为9常委，把“核心”论改为了“集体领导”。
江为了尽量分散胡的权力，让当时的9常委各管一摊。在胡锦涛的第一届任期内，除胡锦涛、温家宝外，中共其他7常委都是江泽民的心腹；在胡的第二届任期内，仍有5常委是江泽民的心腹。同时，江还提拔了郭伯雄、徐才厚两名心腹替其掌控军权。致使胡锦涛、温家宝的实权被架空。
三、抛弃中共是习近平的一个选择
大纪元去年曾刊发特稿说，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是凶险绝伦、刀刀见血、你死我活的。面对江泽民政变集团，如果习近平不能把江泽民绳之以法，不仅等于自己政治和肉体上的自杀，也把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置于险境。
面对反腐攻势，江系人马一直试图制造事端，搅乱中国社会，只要把江泽民抓起来，停止对无辜百姓的迫害，中国社会很快就会平静。
在抓捕江泽民后，习近平还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抛弃中共。因为中共体制本身，就是邪恶的最大制造者与庇护所。它将继续危害中华民族，并成为对习近平迫在眉睫的威胁。
如果习近平抛弃中共这个邪恶政权，有望成为第一任民选总统，开创近代中国罕见之新局面。那时，习也会赢得世界的赞誉和尊重。
(来源： 大纪元2016年06月11日 《分析：废除中共常委制 习近平考虑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