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8-09


《真实的江泽民》第三章第五节:文革再现

宣传机器

        宣传是中共特有的政治迫害的主要工具。每一次政治运动开始都是“舆论先行”,迫害法轮功也不例外。至少在开始迫害的时候,新设立的指挥系统,从“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到“中央610办公室”,都有一个副手是宣传系统的干部,利用全国所有的报纸、电视、电台、互联网和农村的广播进行铺天盖地的针对法轮功的宣传攻势。以中央电视台的热门节目《焦点访谈》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7月21日到2005年为止的6年半中,共播出102集反法轮功的节目。其中1999年7月21日到8月31日的42天就播出了30集,几乎占那个时间段所有《焦点访谈》节目的四分之三。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初建的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李东生就是央视的副台长。

分析这102集节目的时间分布很能说明问题。在狂轰滥炸的前42天过去后,焦点访谈的反法轮功节目急速减少,从9月到12月分别是1,2,4,2集。这样的频率维持了2000年一整年,那一年共有5个反法轮功节目。这并不是说中共立刻就放弃了其宣传机器,而是根据中共历来政治迫害的经验,从来就没有一个群体或个人,哪怕是国家主席,能够在几个星期之内挺着不倒的。中共宣传机器在40天时间内用完了准备好的几乎全部弹药,而完全没有想到有人能坚持那么长时间不倒。中共积累几十年的整人经验第一次不灵了,确实一时不知所措。

到了2001年,中共通过策划天安门广场自焚案,重新组织力量,高压宣传卷土重来。那一年的反法轮功节目是37集,略多于1999年70集的一半。这个数字快速的下降到第二年,2002年的16集,2003年的4集和2005年的1集。在这以后,中共为了减少国际上的批评和防止在国内由于被认作镇压无效而将迫害从公开转入地下,基本停止了在主要喉舌媒体报导与国内法轮功有关的内容。这也是中共建政以来作为大批判武器的宣传工具第一次失灵。

迫害一开始,那种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马上让人们感到是文革再现。其实,从宣传的力度和广度上看,远远超过文革。文革时媒体很落后,主要是报纸和广播,而且由于交通不便,许多地方读到的报纸已经是几天以前的了。到了1999年,中国的电视机普及率几乎高达90%,深情并茂的多媒体成为了中共煽动仇恨的得力工具,这是文革根本就不可想像的。互联网更是成为传递信息的无远弗届的平台。可以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都没有江泽民操控如此广泛的媒体系统,中共的报纸、电视、电台、互联网,覆盖全球,江泽民诽谤法轮功的谎言可以在几乎同步的时间里传遍全世界。

在一个言论封闭的环境中,重复的谎言的却能蒙蔽民众,“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这正是中共采用的宣传手段。我们不妨举两个例子。

“四二五”事件真相

         很多人认为中共镇压法轮功,是因为“四二五”事件。其实,“四二五”事件是法轮功学员阻止蠢蠢欲动的迫害的最后一次大的努力。不能说因为阻止不成功,就成为了镇压的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四二五”万人大上访的来龙去脉,是因为从1994年起中国政府的职能部门一些人就不断地制造事端,骚扰法轮功学员,发展到1999年4月在天津抓了40多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法轮功学员去集体上访,通过与政府沟通,说明真相,希望政府能明确表个态,制止职能部门一些人对法轮功的打压和诽谤,也希望阻止可能发生的全面镇压。

迫害法轮功开始后,“四二五”上访事件被中共拿来大做文章。先是称“非法聚集”,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展开后,升级为“围攻”,还说法轮功组织严密如何如何。因为中共舆论控制很严厉,从1994年以来走过的那些风风雨雨,法轮功遭受的那些骚扰,包括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等,并没有在媒体上有多少曝光,一般老百姓是不知道的,突然听到法轮功万人去上访,难免觉得突然。

“上访”是中共在文革之后开辟的一个中国特色的群众向上级反映民情的渠道,1995年《国务院信访条例》详细规定了有关条款,既不需要申请许可证,也没有人数限制。“四二五”上访中,法轮功学员没有横幅、标语,也未呼喊口号,甚至大多数人都是站着的(谈不上“静坐”),站在人行道上,没有堵塞交通。总理朱镕基和国家信访局负责人出面接待了法轮功学员代表,信访局的负责人代表政府在媒体上接受采访,说明政府态度。所以,这次事件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的上访制度的一个案例而已,根本就没有“非法”之说,更不是什么“围攻”。相比其他上访,人数更多一些,这只能说明受影响的群众面更大,国家更应该重视。

按照中国气功协会的普通模式,法轮功建立了辅导站和炼功点,这是一种非常松散的组织,愿意学就到炼功点来炼功,不愿意就走人,没有花名册。法轮功的传播方式主要是人传人,心传心,一个人炼功后,他的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同学、同事等有社会联系的人,都有可能走进法轮功修炼,所以炼功者之间本身就有种种联系。那时候互联网虽然还没有流行,不过电话已经很普及了。法轮功学员主要就是依靠炼功点大家见面的时候对此事的议论,加上熟悉的功友之间的电话联络,把天津警察抓学员的事情告诉了更多的人。

外界传言法轮功有很严密的组织,一两天就组织起来了一万多人。从当时法轮功的修炼人数高达上亿之多来看,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人数也不少,当天才去了一万多人,从比例上说并不高。如果法轮功真的要去动员组织的话,去的人数那可能就远远超过一万多人了。

学员要天津警察放人的时候,就被告知他们做不了主,要学员去北京,这才引发的去北京上访。中共政府部门不可能事先不知情。从事后CCTV播出的画面看,当时公安部的罗干等对法轮功学员进京之事显然了若指掌,包括从何处开车进京,在何车站下车,经什么路口才能向中南海聚集,并事先安排了摄像机对参与者进行扫瞄。所以,公安部门早就知情,根本也不存在法轮功“突然”出现的情况。事实上,在中共严厉统治的社会里,对群众聚集非常敏感,不要说上万人的公开行动当局不可能不知情,就是几十人秘密的行动都难以逃脱中共严密的监控。

江泽民、罗干等一伙人想整治法轮功,这伙人又握有实权,就算没有“四二五”,江泽民、罗干等人仍然会继续搞事,为镇压制造藉口,可以说,没有“四二五”,照样有“五二五”,“六二五”。

法轮功学员并不是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群体,大多数都经历过文革,就算年轻的也见过“六四”,从暴政的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很清楚跟共产党打交道的后果。那么,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还敢大规模的去北京上访呢?对于很多外人来讲,的确是个大大的疑问。

在法轮功看来,答案却很简单。修炼“真善忍”,做个好人,政府还能不允许?看到一些政府职能部门长期干扰法轮功学员平静的修炼环境,学员们就想,一定是政府不了解情况,咱们得跟政府有关部门说说去。虽然修炼的目的不是为了社会如何,但是,修炼“真善忍”在客观上对国家对社会的稳定应该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情。谁都知道所谓的“稳定”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共产党不是总在搞什么学习好榜样,搞所谓的“精神文明”嘛,希望社会道德提升。过去政府号召人们学雷锋,大家还不乐意,好人好事也就一阵儿风,走走形式,很难从内心去真正改变一个人。现在法轮功学员们自觉要做好人,修炼“真善忍”,在哪个社会这也没有错啊,政府还求之不得呢。正是出于这种心底无私的善意,学员们才坦荡地走出去上访。

应该这么说,是被一意孤行想要迫害法轮功的人,把这次阻止迫害发生的努力,故意当作了一个迫害的藉口。

所谓“1400例”

        中共的运动一定要以舆论攻势来开始,就像当年要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一样,一夜之间,铺天盖地的舆论就把刘说是叛徒、内奸和工贼。同样,迫害法轮功开始后,也是铺天盖地的舆论轰炸。其中,江泽民集团抛出了一个所谓炼功害死了“1400例”的谎言,将一幅幅血淋淋的画面强行栽赃到法轮功头上,让人们看到谎言之后,对法轮功产生恐惧、反感、仇恨等心理反应,从而默许或认同中共的暴力迫害。

这1400例是怎么来的呢?中共禁止任何第三方的独立调查,也不给法轮功任何一个辩护和澄清的机会。这些年来,陆陆续续有很多知情人提供了一些案例的背景,许多原本就是精神病患者,有的是患有严重病情的人,有的可能接触过法轮功,有的根本就没有接触过法轮功,都被用来栽赃到法轮功身上。

明慧网2011年10月7日在一篇报导讲述了几个被收入“1400例”的案例。

1、山东“铁掀打死父母”案真相

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发作将其父母用铁掀打死。王安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一点,在当地法院判决王与妻子尹彦菊离婚的判决书上写得非常明白,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1999)新城民初字第24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被告(王安收)婚前患精神病并隐瞒,婚后精神病多次复发,且经久治不愈,曾因精神病发作杀害自己的父亲,原告(尹彦菊)坚决要求离婚,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原告离婚请求予以支持。”可是这个案例却被中共江泽民集团收入“1400例”中栽赃到法轮功头上。

2、马建民剖腹自杀,原系精神病患者

河北省任丘市华北油田马建民,本人及家族都有精神病史。他是一个气功爱好者,前后练了十几种气功,当时社会上流行什么他就练什么,也跟风练过法轮功。有一天,马建民一个人在家,他的家人回来时,看到地板上有很多血,马建民肚子剖开,肠子外流,死在了厕所里。家人赶紧报案,尸体被送到华北油田总医院急诊科缝合。当时公安局的人明明知道:马建民死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家,究竟为什么会剖腹,谁也不清楚。可是为了迎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讨好公安部,为捞取政治资本,硬把马建民的死说成是“剖腹找法轮”。当时央视去马建民家编排节目时,马建民的儿子一再声明其父的死与法轮功无关,并且拒绝在电视上表演。但央视不顾事实,仍然一手编导了“剖腹找法轮”的骗局。

3、黑龙江农妇李淑贤病重:医院院长承诺免费治疗

李淑贤,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农妇,婚后在阿城区大岭乡居住。1999年7月李淑贤患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院,病重期间因生活贫困交不上住院费,医院院长主动给他们出主意:你们就说李淑贤是炼法轮功炼的,就能获得免费治疗,并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李淑贤及家属为了利益同意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医院采访,用编好的台词让李淑贤的丈夫照着说,还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像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事后李淑贤病情不断加重,被医院强制出院,回家后时隔不久就死亡了。李淑贤被列入栽赃法轮功的1400例中,被中央台多次播放。

4、让数字说话

江泽民集团用来镇压法轮功的另一个藉口是所谓法轮功不让人看病。中央电视台断章取义的引用李洪志先生在大连讲课中的片断作为证据。可是,李洪志先生讲的是在修炼过程中不要用气功给别人看病,以免伤害炼功人的身体,中央台删去上下文,把他歪曲成不让人去医院看病。

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法轮功有成员230万(这个数位显然是大大缩小的,姑且不论),在7年间死了1400人(真假暂且不论),平均每年200人,死亡率是每年不到万分之一(0.01%),远低于0.65%的中国大陆的平均死亡率。法轮功学员中很多都是过去有病的,退休的,年纪大的,这本是一个自然死亡率应该高于平均水平的群体,中共的这种宣传恰恰反映了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奇异功效。

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是作为政治任务下达到全国各级官员的。许多地方不法官员为了邀功请赏、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不择一切手段编造假新闻栽赃法轮功,公安人员逼迫犯罪份子,承诺减免刑罚;医院收买危重、绝症病人,承诺减免医药费。有些人就在这种威逼利诱下谎称自己是炼法轮功的,配合电视台、报社记者演戏;有的人不愿违背良知说谎便遭到毒打折磨,最后还是被迫屈从于不法人员的淫威。

文革过去30年了,但是中共整人的手法依然如故。在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中,依靠严厉的媒体控制,一言堂的造谣诽谤,对法轮功学员的身心造成了难以置信的伤害。在造谣的同时,就是大量收缴和烧毁法轮功原著,让人们不知道法轮功到底是什么,都说了什么。据中共喉舌新华社称,在迫害开始的10天内,到7月30日,中共就收缴了超过100万册的法轮功书籍和资料,加以焚烧和销毁。【11】

专政机器

        在中共统治下,司法系统一直被认为是专政工具,只是在不同时期赋以不同的职能和名称。在迫害法轮功开始以后,司法系统的各个部门无一例外的成为执行打压的主要工具。

中国的公安系统和西方国家的警察有很大的不同。主要特点是,公安系统是个树状结构,从国务院下属的公安部到各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区县公安分局到街道乡镇派出所,是有上下级指挥和从属关系的。这使得在迫害法轮功过程中全国性的统一行动和协调成为可能。

公安系统中迫害法轮功主要是由国保担任。国保,在公安部是国内安全保卫局,也称“一局”,是由原来的政保,在公安部是政治保卫局,在2000年10月前后改编而成的。国保继承了中共建政初期军管和公安镇压反革命的功能,是公安部内部专门从事政治迫害的部门,没有其它的服务功能。当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国保部门就全面卷入了。根据一名原北京市海淀公安分局政保处的警察的说法,当时他因为和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闹矛盾而遭到跟踪监视和迫害,但当迫害法轮功开始的时候,政保警察全部忙于迫害法轮功,无暇顾及他,使他有机会逃脱。

2001年,江泽民觉得公安部迫害法轮功的力度达不到他的要求,执意在公安系统内部也要建立“610办公室”,在公安部,原一局内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部门分出去成立26局,即公安部的“610办公室”,在省以下,“610办公室”就设立在国保内部。

虽然迫害法轮功主要由国保执行,但有重大行动,如严打或其它特殊情况时,其它部门也会加入。如2002年长春法轮功学员电视插播事件发生后,长春市6千警察全部投入抓捕法轮功学员的行动。目击者和亲身经历者证实,对大批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的是长春公安局的刑警,宽城分局的刑警大队就将被抓捕的刘海波酷刑折磨致死。

公安部曾在1983年分出去一部份和原中央调查部一起组建国家安全部,公安部一局受到大大削弱。由于迫害法轮功,使得公安部一局重新得到了大量经费和人员的补充,又恢复甚至超过了原有的规模,并开始将迫害的对象扩大到了所有被中共认为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到目前为止,所有对民主人士、维权人士、维权律师的骚扰案例,在判刑入狱之前全部是国保执行的。这个名单中曾经或仍然被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就有:高智晟、胡佳、陈光诚、艾未未等人。

外交工作

        2001年3月9日,中共派出前驻美大使朱启祯、李道豫和前驻加拿大大使张文朴带队的代表团到华盛顿游说,阻止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然而,当这三位外交官拜会美国国务卿莱斯时,中方的一位前任大使竟突然拿出事前准备好的讲稿开始向莱斯宣读,一口气把法轮功声讨了20分钟,根本就没有按照外交常规就对台军售、人权、贸易、美国的飞弹防御等议题交换意见。莱斯对北京官员的这番说教相当恼火,等对方念完讲稿后,就匆匆结束会晤,愤然离开。【12】

驻外大使馆本来是代表一个国家的,而领事馆则是管理和服务本国在所在国的侨民的。中共却把使领馆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向所在国输出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桥头堡。

驻外大使直接煽动仇恨法轮功

        吴建民在任职中国驻法大使期间多次主持和参与反法轮功活动。1999年11月21日在中国驻法大使馆内向60多人发表演讲造谣中伤法轮功。【13】2001年2月17日,吴健民组织旅法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巴黎举行座谈会,会上中伤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他鼓动旅法华人华侨“积极行动起来,远离法轮功,抵制法轮功,将斗争进行到底。”【14】2001年2月19日,吴建民在由中国官办华人组织“(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搞的座谈会的讲话中将中国的稳定和繁荣、海外华侨华人家庭幸福和个人生命财产安全与反对法轮功相联系,要求旅法华侨华人和留学生对法轮功高度警惕,远离和抵制法轮功。【15】2001年3月24日,吴建民以中国驻法国大使身份主持了由中国“反邪教”协会代表团在法国举行的报告会,重复中国官方攻击法轮功的宣传。【16】2002年8月4日由中国反邪教协会和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在巴黎联合举办图片展,展览上百幅攻击法轮功及法轮功创始人的图片,吴建民亲自向法国各界人士及旅法华侨华人介绍这些诬蔑法轮功的图片。【17】

说到法国,这个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色彩的欧洲国家,与法轮功有一段特殊的缘分。

法国最早接触法轮功的人是一对法国父子,他们1994年7月5日就去大连找李洪志先生。原来这家的七、八岁的小男孩儿突然得了一种怪病,表现痴呆,不会说话,卧床不起,去过很多医院都治不好。小孩儿的爷爷和爸爸说,是他们求神的帮助,他们的神让他们专程到中国请求李洪志大师解救的。

李洪志先生听他们说了孩子的情况以后,让他们想一下孩子的形象,李洪志先生用手比了一个小孩形体,然后,动手像抽丝一样清理救治小孩。过了一会儿李先生说:好了,你们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孩子的情况。两位法国人回到自己下榻的宾馆,马上给家里打长途电话:孩子的妈妈接电话就说,你怎么才来电话,刚才家里发生奇迹了,家里进了一片金光,孩子突然会动、会说话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文化处在巴黎十六区凡•鲁(VanLoo)路十九号的中使馆文化处礼堂,举办了一场报告会,主讲人是文化处特别从中国邀请的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当时的中国驻法国大使及其夫人和其他一百多位听众一起参加了这场报告会。接下来,就是举办被人们称为“人生一大转折点”的七天讲法班。所以,李洪志先生在海外传法的第一站不是东方国家,也不是拥有众多移民的美国,却是在法国。

法轮功在海外凝聚了许多的华人,李先生真正是中华民间外交的亲善大使。江泽民的镇压全然不顾民众的感觉,把他个人的妒火烧到外国。

李肇星在任职中国驻美大使期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举办的“中国经商策略”研讨会上【18】、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大学作演讲时、在维吉尼亚大学【19】、在世贸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期间【20】、在芝加哥和克利夫兰就中美关系等问题发表演讲时、在加利福尼亚州硅谷圣荷塞市商会举办的美中经贸合作研讨会上【21】,多次攻击、污蔑、诽谤法轮功。驻美大使馆门口外边的过道上,中共还摆出了攻击诽谤法轮功的展板,还给去使馆办事的外国人散发攻击法轮功的光碟。

李肇星和驻美使馆的其他一些官员在镇压开始时并没有动起来,人们对中共的政治运动见惯了,也倦怠了,不想投入,保持着距离。2000年三月,驻外大使被召回中国开会,强力布置在海外镇压工作。党棍们见中共党魁来真的了,几十年党内斗争中养成的趋炎附势,明哲保身,甚至在运动中捞取更多权势的恶习都焕发出来,李肇星开始了他的镇压组织活动,在大使馆里召开黑会,动员亲共力量赤膊上阵,打压法轮功。

使领馆组织反法轮功活动

        中国驻很多国家的大使馆和领事馆的网站上都设有反法轮功的专栏,更多的设有反法轮功网站的链接。

迫害法轮功开始的1999年和“自焚”骗局出台的2001年,中国多个驻外使领馆召集当地公派留学生与学者观看中央电视台的录像,并组织反法轮功的座谈会和揭批活动。很多这样的活动直接就在领使馆举行。这些活动立即被中共喉舌媒体在国内报导,造成海外华人也在声讨法轮功的气氛。

加拿大《国家邮报》2004年3月20日报导指出,许多实例证明中国的外交官员们花费大量时间游说加拿大的政治家们歧视法轮功。他们威胁说,如不照办,将有损加中贸易关系。他们不光向联邦政府官员施压,无数类似的信件还寄给了加拿大各地省级政治家、市议员和市长。

旧金山总领事王云翔在西雅图会见华盛顿州华裔州长骆家辉和其他几名市长,包括贝尔维尤市、伦顿市、柯克兰市、埃弗雷特市市长或代市长等,并给加州北部各县、市长发函。王在会见中和信函中向这些美国政府官员散布中方关于法轮功的仇恨宣传。

江泽民对法轮功的个人战争,反应到外交关系上,对西方政府的底线就是,什么都可以谈,但是就是不能谈法轮功,更不能公开谈论法轮功。这背后来自江泽民和中共的压力可想而知。

全民参与

江泽民拥有庞大的党、政、军、警、特务、外交以及工会、学联、妇联、政协、科协、受控的民主党派和宗教协会等等各种各样从上到下的严密组织,发动所有这些组织来对一个平和团体进行严酷的打压、监控和迫害,就使得这场迫害变成了全民参与。

迫害开始以后老百姓非常有感受,因为每个单位都要组织大家观看中央电视台诽谤法轮功的录像,要组织大家表态,搞签名,搞人人过关,营造一种“全民反对法轮功”的一种气氛,来加大对法轮功的打击力度。学校里也是搞了很多的活动毒害中小学生,小学教材里就一直有诽谤法轮功的内容,甚至在考试题里面都有关于诽谤法轮功的问答。人们求职,一定要填表报告是否修炼法轮功;学生考大学,一定要填表申报是否炼过法轮功,种种,强行把老百姓拖入了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当中。

中共把迫害法轮功扩散到整个社会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狠招,就是株连政策。

古代是株连九族,中共比它还要多了一族,就是株连到单位和各级的地方政府。如果有法轮功学员去上访,或者是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洗脑班的转化率不高,就把“转化率”跟当地政府的“政绩”挂钩,通过这种方式,迫使本来对法轮功很同情的单位领导或者是当地的地方政府官员也参与到对法轮功的迫害当中。特别还有一种,就是跟单位全体职工的奖金挂钩,从经济利益上把整个单位的人都煽动起来仇恨法轮功。这是中共非常阴毒的一招,它通过这种株连十族的这种方式来把这种迫害扩展到全社会的所有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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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纪元2012年0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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