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江氏体制的驱动机制
仓促上台又无人的道德的江泽民选择了共同犯罪的执政方式，通过放手腐败、给予官员贪腐机会来换取他们的服从和支持。任何对江泽民有异心的官员则得不到专制权力的保护，不但遭到严厉打击，还起到了为江氏体制脸上贴金的作用，用来继续误导欺骗民众。
就这样，在江泽民的威逼利诱之下，理想缺失的中共统治集团迅速堕落成为一个拥有专制权力的货真价实的犯罪集团。腐败已不再仅仅是中共统治机器的润滑油，而成了中共统治集团的粘合剂，成了共同理想的替代物。共同犯罪成为江氏体制的真正驱动力。
江泽民把共产党带入最坏时期，江泽民的腐败性制度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彻底毁坏中共的官吏制度，摧毁了执政党应有的所有起码道德，因此也摧毁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除了党内的阴谋和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别无其他事可做。官吏集团不仅背叛了五千年传统中的吏治规矩，而且背叛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也背叛了早期无数共产党人引为自豪的“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理想和精神。呜呼哀哉！
真正懂得这一点，就不难读懂江泽民以来的中共历史，就不难读懂江泽民以后，为什么个人道德不像江泽民集团分子那么坏的好人总是无法改变中国的败坏现状，甚至反过来，总是处处受制于江泽民的党的体系，党的制度，党的官吏集团。江泽民的行事方式是，有好人是不安全的，你不坏我不放心，我得用权力和诱惑迫使你和我一样坏才行。这种“共毁”的执政方式，在几千年历史中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也是中共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况。江泽民的道德腐败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整个党的肌体，党的成员身上，以致每一次称为“改革”的政策和措施，都成为腐败性体制和官僚阶层攫取更大利益，吞噬更多社会公权力的机会。
现时的中国盛行的只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对个人而言，要为私人谋利，入党、做官是最短的途径；对中共而言，将更多的人与统治集团捆绑在一起，则必然不断扩大可供谋利的位置。从九十年代开始，在腐败规模空前扩大的同时，伴随着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张，公务员及附属于官僚集团的人群收入也明显高于其他工作类别。
下面是互联网上流传的因贪污受贿两千多万元而被拘捕的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写给他儿子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孩子：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对你在大学里的表现，我很欣慰，你要再接再励。既然你选择了一定要走仕途这条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劝告铭记在心：
1、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
把探索真理这这类事情让知识份子去做吧，这是他们的事情。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
2、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
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3、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
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毕业就去应招公务员走向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研究学问，肯定不学无术。记住，真博士是永远做不了官的。
4、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5、必须把会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是会做事。
这里的做人做事你可别理解为德才兼备的意思。这里说的做人，就是处关系。做事是实际工作，这点会不会都无所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份。记住，现在说谁工作能力强，一点都不是说他做事能力强，而是指做人能力强。呵呵，你看那些把能力理解为做事的人，有好日子过才怪。
6、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
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
7、要相信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
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是极少数，大部份还是做了低层的三陪小姐。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
8、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
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以上这些都是做官的原则。现在要仔细想想，如果你真能逐条做到，你就能一帆风顺，如果感觉力不从心，就马上另外选择职业吧。
现时中共官场流行“50%”的潜规则:只要腐败的官员们能守着“吐出一半、上送三级”的官场“规矩”，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贪污款项拿出来，逐级往上送，至少送三级，在遇到风波，或者遇到政治运动的时候，就能安然过关，基本上平安无事。倒是那些“小气鬼”和“清官”，遇到打击腐败的风头来时，反而最危险。“小气鬼”是因为舍不得花钱买平安，一旦有人举报时，上面不会有人出力硬保。而“清官”则是自己太干净，弄得下面的官不敢放手捞钱，断了下面人的“财路”，犯了官场大“忌”，容易遭到他人暗算。苏州市一个姓华的副市长，本人清廉，当了几年副市长，母亲还是乡下户口，没有公费医疗，因为母亲住院花了一万多元医疗费，这个副市长没钱付，请一家乡镇企业代付，被人逮住报了案，结果丢了官，还判了三年刑。
当年创下单笔受贿金额之最、贪污受贿数额之最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过亿，因有人举报其儿子姜荑的公司注册资金的来源有问题而案发。从他家中抄出的现金来不及点数，用秤来清点，据说有23公斤，几百万元，连地板下藏的都是钱。但在姜人杰得知自己可能被判死刑时，即表示要将功赎罪，“判我死刑？那别人搞的钱比我多好几倍，怎么判？我要揭发。“果然，姜人杰“愤然”一揭，又有不少贪官落网，曾经担任苏州市财政局局长十多年、后升任苏州市政协副主席的赵文娟就是其中之一。
2011年12月23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份正式报告《反腐倡廉蓝皮书》中都不得不承认：“出现了腐败主体从个体向集团化蔓延，腐败手段从显性向隐性扩展，金融腐败、资源腐败、期约腐败等现象，腐败范围从经济、政治、司法领域浸染到社会、文化、教育领域，并出现了跨国境‘外向型’腐败。”
互联网上有这样的一种评论：“贪官是中国最明白的人。然而，很多人也许忽略了，还有一个群体，虽然也高喊反腐败，但因为身居官场甚至高层，对腐败的体制性根源其实比谁都认识得更清楚，也更加认识到这种体制性根源不可能短期内消除，甚至已经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也正因为最明白、看得最透彻，所以这个群体只是一边号召反腐败，一边大肆腐败，并极力维护这个腐败根源的存在。”
现在是任凭反腐风暴横扫，贪官该怎么滋生蔓延还怎么滋生蔓延；以至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也承认，能否遏制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被江氏腐败体制绑架了的中共业已到了“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地步了。
对国家资源的强行瓜分
江氏腐败性体制形成于私有化、转型中的中国，原本的经济改革就自然地变成了放手腐败的最好的藉口和掩护，最佳承载工具。专制权力不受制约，在私有化进程中，公权私用，使得国家资源以种种形式，如国家垄断企业、抓大放小、资金重组等等，被私有化到由掌有腐败权力的官员所形成的利益集团手中。最开始只是作为“机会”、“潜能”，从子女开始；然后集结各种能转化成物质利益的团体来消化这个“机会”、“潜能”，逐渐形成集团。就这样，国家资源和已积累的财富经被瓜分并实化到了寡头们手中。到了这一步，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再通过简单的转型来恢复成为正常的国家，保持国家正常秩序的社会基础结构被中共的道德完全蛀空了。
这种腐败性制度由中央起、到部门、到省、市、县一路下来，瓜分各级所有的公共资源，就形成了几种独特的形态：
第一，它将全国从国家一级起瓜分成若干权力范围所界定的领域，如宣传（媒体）、石油、通讯等，一个政治局常委有可能管几个领域。再往下，又由这个领域的官老大在部门、省重复这个过程，给予贪腐的权利，瓜分部门、省的资源，一直到乡镇。形象的讲，就像若干巨大的老鼠会，从政治局常委往下铺满全国，形成一些巨大的官商匪利益网，层层盘踞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上。
第二，大老鼠们虽不在名义上直接拥有国家资源，却掌握着国家资源的运用与投放，比如说，各大国家垄断行业，石油、电讯、交通，等等，都在大老鼠的管辖之下。他们的子女、亲属却可以“拥有”被“界定”过来的“私有”公司，从垄断部门“接活儿”。如此类推，一直到乡镇。
在这样的腐败体制中，一个国家的经济被瓜分，并被以贪腐权力为中心的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所控制，离贪腐权力中心越近的，能得到的利益越多，越能空手套白狼。
人们不禁要问，在这样的腐败性体制内，财富是怎样从公共财产变到官僚资本权贵的手上的？前边谈到江泽民儿子江绵恒从公家的公司中白拿白抢，成为暴发户。自从薄熙来事件曝光以来，更多的江家帮主要成员的案例浮出水面，让我们看看周永康和曾庆红家族的部份案例。
周永康1999－2002年任职四川省委书记，2002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综治委主任任等职，是江泽民垂帘听政后江家帮的主要前台干将。
阿波罗新闻网2012年4月8日“惊爆黑幕：周永康儿子一出手一次就白抢近30亿”。
周永康的儿子周斌藉助周永康权力，勾结古蔺县县长申远康等，伙同早已安排托管郎酒厂的私企老板汪峻林暗箱操作，假借国企产权改制，采取自卖自买手段，以郎酒厂自有资产作抵押，将拥有固定资产17.28亿元（尚不包含无形资产在内，不包括价值十亿左右的窖藏酒在内），处于盈利状态的四川省古蔺县郎酒厂蓄意搞垮。串通建设银行贷款一亿元，又勾结评估公司低价评估，贱卖贱买郎酒厂。然后用郎酒厂的钱，去还了建设银行的贷款。周永康的儿子等人真正的空手套白狼，一分钱没掏，变相掠夺了郎酒厂的资产。【10】【11】
曾庆红曾是江泽民的二号实权人物，也是江泽民除周永康外的另一大心腹。他是中共元老曾山与邓六金之子，1989年随江泽民进京，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92年在排除杨家将事件中为江泽民稳定地位起了决定性作用。后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2003年至200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的军内老干部辛子陵，最近在海外媒体上实名发表文章，公开举报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重大腐败行为。
“辛子陵文章介绍：2006年，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从银行贷款7千万，在山西太原买了一座煤矿，然后通过一家有关系的评估公司，评估到7.5亿人民币，再由山东最大国有企业鲁能集团出资7.5亿收构了该煤矿。通过几次这样的反覆操作，本来没有拿出一分钱的曾伟，变魔术一样，手上有了33亿元。然后，他竟然直接以这33亿元，买下了账本净值738.05亿元，实际价值1100亿甚至更多（因为此前就已布局，国家电网的规划完全是按照鲁能的产业分布来部署的，鲁能已被精心打造成一只可以下金子的母鸡）的山东鲁能91.6％的股权。”
“澳洲《悉尼先驱晨报》（TheSydneyMorningHerald）2010年披露的曾伟和太太蒋梅，在2008年斥资3240万澳元（约人民币2.5亿元），在当地购买了一座澳洲有史以来第3昂贵的豪宅，该豪宅位于WolseleyRoad，该马路聚集了悉尼乃至澳洲最贵的豪宅。”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2007年就撰文《惊天大案，738亿国有资产被私吞》。内容详述山东最大的国有公司——拥有738亿资产的鲁能集团被几个身份不明的神秘人物悄然黥吞。博客阮一峰的网络日志评论，如此惊天动地的巨额国有资产被黥吞，居然不知道收购者是谁？不仅局外人不知道，包括鲁能集团处级干部，全国各地属下几十个总裁都不知道！银亿股份上海公司营销总监王士章在微博指出，很久前听说曾庆红的儿子要私有化鲁能。”
署名陆云的文章指出，“这次交易意外被国内媒体《财经》详细披露，在海内外、党内外激起极大愤慨，交易被迫废止，曾伟已经吃到嘴里的肥肉，也不得不吐出来。但是，此案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是：虽然案情内幕几乎已全部被媒体公开，做下如此巨大腐败恶行的曾伟，不但没有被追究罪行，国家反而赔偿了他个人42亿元。有曾庆红这把大伞在背后罩着，把千多亿国资送给曾伟的鲁能及山东省的有关官员，同样安然无恙。”【12】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在他的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模式’的奥妙正在于将政治和经济的逻辑结合一体，通过发明‘地方GDP’指标等考核机制并鼓励和纵容官员寻租，把各级官员一起发动起来搞‘改革’、促‘发展’，动力十足、惯性巨大、不可遏制，但是代价也极其高昂。什么地方都要圈地、搞工程、拉项目，因为这些成了关系官员‘乌纱帽’和钱包的产业链。如此上马的工程当然质量低下、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因为它们谋求的就是以最小的投入为自己争取最大的产出，从而最高效地将公共利益转换成个人利益，而工程、项目、‘发展’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机会。问题在于，一个‘大跃进’和众多‘小跃进’的害处哪个更大？‘大跃进’的灾难当然是巨大的，但是一个人的破坏能量毕竟是有限的；如今这么多人打着‘改革’、‘发展’的旗号一起搞破坏，破坏的潜能几乎是无止境的。”【13】
江氏腐败性体质利用公权力强行瓜分国家资源，立下了极坏的道德示范。二十年来，江氏腐败体制所造成的贪腐乱象并不只限于贪腐权力中心，早已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监守自盗蔚然成风，整个中共体制已经完完全全沦落到了朽木不可雕的地步了。
例如，湖南省邵阳市检察院有四名在当地产生很大影响的科、股级干部特大贪污案：
• 一是市政工程总公司财务科副科长陈代光，利用财务管理上的漏洞，在两年时间里，贪污业务单位交来的工程款及上级拨款424万余元，用于吃喝玩乐，养情妇，下赌场，结果被执行死刑。
• 二是市劳动局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处财务科科长张红，为了帮助丈夫圆百万富翁的“梦想”，利用社保处存在银行里的养老保险金作抵押，先后贷款830多万元给丈夫用于办工厂、开酒店等。
• 三是市新华书店计财股长钟红梅为能长期包养情夫，4年时间里采取收入不入账、虚报支出的手段贪污75万余元，以此打造“第二爱情殿堂”。
• 四是市内一家银行的储蓄所主任杨坤坚，利用平时准备好的24个存折，在3个小时内分两次往这些存折上虚存存款598.8万元，并取出30万元后潜逃长沙。在长沙的两天时间里，他从这些存折上取出127万多元现金，到四星级酒店疯狂“潇洒”，住总统套房，还花62万元买了一辆富豪轿车，1000多元钱一个的打火机一次就买了6个，真正是花天酒地，要不是两天后即被抓获归案，这近600万元的国家资金就要被挥霍一空。
在剖析这几起案例时发现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这些“小人物”之所以铤而走险，心态上发生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比如，陈代光在别人讥笑他“脑子不开窍”、“跟不上时代潮流”之后发觉了自己的“窝囊”；杨坤坚也是耳闻目睹了所谓上流社会的高档生活方式之后，感到了严重的心理不平衡，潜移默化之下就产生了“我为什么就不能像他们那样潇洒生活”的攀比心理。有了这种畸形欲望，就不可避免地变得疯狂贪婪。
实质上的现代奴役制度
当国家资源被彻底瓜分后，中国民众虽然在名义上还是被中共叫做国家的主人，但代表公众利益的公权力实际上已不再存在，也没有空间存在。不只是持有不同政见者，任何可能替公众利益代言的人或群体，必定被权财寡头们认为挑战而受到惨烈的迫害。这包括任何虽无政治诉求、但却能衬托出中共腐败堕落的民间团体和个人，如法轮功，基督徒，人权律师高智晟，维权律师陈光诚，等等。
为了维护江氏腐败体制与既得利益，江泽民信誓旦旦地以“将一切政治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替代了邓小平的“稳定压倒一切”，不惜造成政治体制的畸形扭曲，使得法律尊严被无情地践踏，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不断地扩大，剥夺了民众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信仰自由，还不必要地消耗了大量的国力。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国家财政支出有5517.70亿元用于公共安全，超过5333.37亿元的国防支出。《金融时报》报导，中国“财政部公布的2011年预算数据中，公共安全预算开支为6240亿人民币，超过预算为6020亿人民币的国防开支，维稳经费比医疗保健、外交和财务监督三方的预算加在一起的总合还要高。”【14】
随着公权力的沦丧，理想和自由的缺失，社会公平也离中国民众越来越远。中国二十年经济增长的果实，大量地被江氏腐败统治集团掠夺。据时代周报报导（2009-06-26）：
2007年5月，波士顿谘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
2008年8月，美林集团与欧洲最大的谘询公司凯捷谘询在北京联合发布的《2008亚太财富报告》指出，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位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从财富平均拥有量来看，中国百万富翁人均掌握资产达510万美元，高于340万美元的亚太地区平均值。
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在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
而中国国内的一份报告，则清晰地表明了社会财富集中在什么人手上。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留美学者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程晓农在他的“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结果”一文中提到：“换言之，在西方国家，经济增长8％意味着经济高度繁荣；而在中国，8％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只是免于经济严重萧条的底线。”“显然，在中国增长的“下限”远高于美国；换言之，中国经济增长7％大体上相当于美国经济增长3％，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的宏观经济均衡状态一直是扭曲的，也就是说，能让大部份企业处于收支平衡点、实际失业率接近自然失业率的经济增长水平不像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是2－3％的低增长，而是7－8％甚至更高。”【15】
也就是说，中国每年经济增长额约一半以上，被江氏腐败统治集团浪费在腐败和镇压民众上了，这样，就不难从宏观上理解中国久治不愈的内需不足的问题。中国私人消费占经济产出（GDP）连年下滑，现在连35%都不到。【16】中国的贫富分化、官富民穷，正在从动力上瓦解着经济真正的持续增长。据估计，如果中国没有江氏腐败体制，二十年正常的经济高速增长，民间财富的积累会是巨大的，中国民众每年的财富增量应该可以比现在增加一倍以上。
挥之不去的信仰危机，江泽民的腐败体制和极端的维稳，现时的中共己堕落到无以复加，无可救药的地步，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共都还要无耻，都还要败坏。江泽民腐败体制的无耻就在于其敢于不断地冲破道德底线，敢于对道德、人心不断地挑衅摧残。可是，道德、人心是世上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石，任何政经体制，都需要一定的道德和人心作为依托，没有了道德、没有了人心，诚信这一社会结构的基础也会荡然无存。对道德、人心的摧残，不但毁灭着中国在将来获得新生的希望，也会最终埋葬中共体制本身。
江泽民腐败体制的劣根性就在于其没有人性，从来没有把公平自由放在眼里。实际上，无论何种政经体制，公平自由都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否则一个国家就会倒退到奴隶社会去了。而江泽民的腐败体制正是这样的现代奴役制度。奴役制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统治者的权力不受任何约束：民众即使有任何程度的公平自由也都只是统治者的赐予而已，统治者却可以指鹿为马，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而这种特权在今天的中国却一直被美其名曰为＂中国人民的选择＂和“三个代表”，中国人民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已被选择、被代表了六十多年了，可笑而更可耻的是中共从来不敢搞一次公投让民众自由地选择一下！
参考文献：
【10】 天剑，“惊爆黑幕：周永康儿子一出手一次就白抢近30亿”,阿波罗新闻网
【11】 成都晚报，“5000万购买郎酒集团产权—当今社会蛇吞象”，
【12】 陆云，“辛子陵公开举报曾庆红”，2012年4月17日
http://boxun.com/news/gb/pubvp/2012/04/201204171400.shtml
【13】 】张千帆，“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反思”，《领导者》杂志
http://www.baijiajiangtan.com.cn/xzlh/2012/03/16/6402_1.html
【14】 “英媒：中国维稳经费超过国防开支”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1/03/110307_china_securityspending.shtml
【15】 程晓农，“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结果”，《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1期）
【16】 克鲁格曼，“中国经济会崩溃吗？”，纽约时报，2011年12月18日
(来源： 大纪元2012年0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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